悉尼大學生們曾舉牌反對校園性侵。（《衛報》圖片）
“我被性侵了，我是男生。”澳洲國立大學學生會主席康諾利（James Connolly） 登上校園演講台。一年過去了，康諾利終於走出心靈陰影，勇敢地站在陽光下。
約一年前的一天，康諾利邀請一位男同學來宿舍作客，不想卻“引狼入室”。
“他低聲耳語，請求與我髮生關係，我拒絕了。幾分鐘後，他把我強行按倒在床上。我一次又一次地喊着‘不要’，他只是輕聲笑着說‘噓’，讓我不要做聲。”噩夢對康諾利仍歷歷在目。
“他把我強行按倒在床上。他塊頭比我大，比我強壯，我無法動彈。”
之後的一年，康諾利坦言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恐慌、焦慮、抑郁鋪天蓋地席卷而來， “我不敢報告學校，不敢報警，不敢找人傾訴。”
“男人應該有男子氣概，不能哭，不能表露悲傷之情。”康諾利曾“想用沉默解決一切”。但近日，身為同性戀的他近日終於站了出來——同志群體在這個崇尚“男子”氣概的社會裹承受了很多壓力，但我已不害怕去面對了。
“我之所以說出真相，是想告訴其他受害者，他並不是一個人。”康諾利給同樣遭受性侵或性騷擾的學生鼓勁。
高校成性暴力案高髮地
康諾利就讀的澳洲國立大學是性暴力的高髮地。3.5%的該校學生去年曾遭受性侵，是全國均值（1.6%）的兩倍多。康諾利只是澳大利亞大學校園性暴力眾多受害者中的一人。
而其他高校也並非一片淨土。一位前悉尼大學老師曾向《悉尼先驅晨報》透露，自己有16位學生曾遭受性侵。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在派對上被灌醉，而後遭其同學或朋友性侵。
2015年，悉尼大學女學生就在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舉辦的派對上遭到一名男子性侵。悉尼大學最古老的聖保羅學院（St Paul`s College）也未能獨善其身，接連曝出欺淩新生、羞辱女性的醜聞。一名叫凱利（Stuart Kelly）的新生被逼參加校園淫亂派對，連遭多名男同學的欺辱、毆打。在校待了僅18個小時，神情恍惚的凱利就被父母接回了傢。凱利並不像康諾利那般堅強，能夠走出陰霾。飽受身心摧殘的凱利反鎖上自己房間的門，結束了年僅18歲的生命。
今天，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對全澳39所高校、超過3萬名大學生進行調查後，髮布了首份《大學校園性暴力調查報告》。
人權委員會是一個通過總檢察長向議會負責的獨立機構，旨在推進澳洲人權髮展。
根據報告，性侵犯事件頻髮的高校前幾位分別為：新英格蘭大學、澳洲國立大學、查爾斯斯圖爾特大學、南澳大學與邦德大學。
下圖排名為校園內性騷擾髮生率（由高到低）。
注：四列數據分別為性騷擾髮生概率、校園內性騷擾髮生概率、性侵髮生概率以及校園內性侵髮生概率。
根據《大學校園性暴力調查報告》——
性侵：
- 每15名學生中就有1人曾遭受性侵（6.9%）。其中，1.6%的學生是在大學環境中被性侵；五分之一的性侵案件髮生在大學及宿舍的社交活動中。
- 一半（51%）的被性侵者都認識施暴者。
- 國內學生（66%）比國際學生（55%）受單個施暴者性侵的比例更高。（但是，有擔憂指出有此遭遇的國際學生可能並沒有參與到調查當中）
- 雙性戀及無性戀者受性侵比例最高。
- 而女性遭受校園性騷擾的幾率是男性的近兩倍，遭受性侵的幾率更是男性的逾叁倍。同性戀或雙性戀學生更易被性侵。
- 2016年，51%的大學生至少遭遇過性騷擾。每4名學生中就有1人在大學環境中遭遇性騷擾；叁分之一的性騷擾事件髮生在大學廣場或教室內。
- 將近一半（45%）的被性騷擾者都認識施暴者；超過叁分之二（68%）的施暴者大多為其他的學生。
- 大部分常見性騷擾行為表現為惡意偷瞄或盯着看（14%），性暗示評論或玩笑（11%），對他人私生活或外表進行冒犯性質疑（9%）。
- 2016年，跨性別者及雙性別者在大學環境中受到性騷擾的比例（45%）比普通男性女性更高。
- 性騷擾髮生的高峰年齡段為20-22歲
調查髮現，住學校宿舍的學生遭受性侵或性騷擾的比例要高得多。
學生不敢言 學校不作為
純潔的象牙塔頻頻遭到性暴力罪犯的染指。這些施暴者何以有恃無恐？受害學生的不敢言、校方的不作為或助長了施暴者的氣焰。
《大學校園性暴力報告》顯示：
- 多數報案中的施暴者為男性，受害者為女性——女性遭遇性騷擾的機率幾乎是男性的2倍，遭遇性侵的機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
- 94% 的在大學內遭遇性侵的人，以及87%的在大學內遭遇性騷擾的人，不會做出正式的投訴或報案。
- 每10名學生中就有6人不知道如何去正式投訴或報告此類事件。
新州大學澳洲人權中心主管杜爾巴赫（Andrea Durbach）教授髮起的一項調查，或道出了受害者的“苦衷”：老師、同學異樣的眼光，使受害學生羞於公開事實。事情意外被曝光後，他們常被指責穿着暴露，不應飲酒，或不該參加派對。
特別是受害留學生，由於害怕回國後會對其造成不良影響，或不懂當地法律，他們往往沉默不言。而同性戀受害者，更難站出來去承認自己的性取向。
一定程度上，學校對性暴力罪犯的現狀負有責任。一位前悉尼大學老師稱，大多受害學生只要求校方幫其換課，以避免與施暴者共處一室，但卻遭到校方官僚主義的冷臉。學校工作人員還要求他們不停重復被侵犯的細節，簽署相關聲明。若受害學生不幸掛科，即使校方明知其近期遭遇性暴力，但不會區別對待。甚至還有校職員威脅他們：若再不及格或會被開除。
而對於施暴學生，很多學校卻選擇“寬大處理”。據“終結校園性侵”組織年初髮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過去5年裹，該團體共收到575起性暴力投訴，其中145起與強姦有關。但只有6名涉嫌性侵的學生被開除。
據稱，悉尼大學大多性侵學生只是被罰款55澳元，或接受8小時社區服務，或僅被要求寫道歉信。
澳聯社的分析指，澳洲高等教育服務已經是澳洲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留學生更成為各高校的主要“創收”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學校在創造經濟利益和保護學生安全之間產生了利益沖突。學校的安全問題（性侵、性騷擾案件）被曝光後，勢必引髮傢長擔憂。哪個父母會送子女到這樣的學校讀書？
於是，在利益驅使下，對於學生（特別是相對弱勢的國際學生）遭受性暴力的情況，校方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勸解受害者不要直接尋求法律保護。
從消極怠慢到積極介入
自從人權委員會介入校園性暴力事件調查以來，高校的態度開始轉變。
上週四，澳洲國立大學稱，已聘請咨詢公司Rapid Context審查校方應對性暴力事件的策略、程序等，亦聘請了顧問給學生提供支持。學校還給住宿學生提供參加“健康關係”研習會的機會，還對所有學生開放在線性知識課程。
而澳洲天主教大學已在其堪培菈校區內安裝了閉路電視，監控性暴力事件的髮生。
新南威爾士大學也開始審查性暴力案件的預防和應對機制，並建立了一個舉報性暴力案件的網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