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國際教育的大部分話題都集中在中國留學生的份額上。但事實上，這個故事還有幾個層次。
首先，數據支持了傳統的觀點，也就是澳大利亞生源國的集中度在不斷提高。客觀的集中度量（使用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表明這是事實。澳大利亞的國際教育市場比整個經濟更加依賴中國市場，中國學生佔所有國際學生的38％，佔國際教育出口總值的28％。
縱觀個別機構，市場集中度還要高得多，而且還在增加。然而，不僅中國學生在大學中的比例高，應該引起關注，而且來自南亞的學生也很集中，這些學生主要來自印度，但也包括來自斯裹蘭卡，尼泊爾，巴基斯坦和孟加菈國國的留學生。
重要的是，個別大學日益兩極化。粗略地說，澳大利亞的大學現在可以分為“中國大學”或“印度大學”。
有12所“中國大學”，標準是中國學生佔國際學生的至少30％，而且中國學生與南亞學生的人數比例在2：1至20：1之間。（另外六所大學也接近達到這個定義。）
還有13所“印度大學”，定義完全相反——南亞學生在國際學生中至少佔30％，南亞學生與中國學生的比例在2：1到24：1之間。
這12所“中國大學”包括八大盟校的所有成員。八大盟校中沒有一所南亞學生比例超過10%。而另外四所分別是麥覺理大學（Macquarie），皇傢墨爾本理工大學（RMIT），紐卡素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和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而“印度大學”則共同擁有另一個特點：它們都位於墨爾本或悉尼CBD以外的地方，傾向於在墨爾本或悉尼設有衛星校區，而且在許多情況下與另一傢注冊或未注冊的高等教育機構合作。
有11所總部並非位於墨爾本/悉尼的大學設有這樣的校區，而幾乎所有這些大學的生源都向南澳傾斜。此類“印度大學”包括聯邦大學（Federation），查爾斯特大學（Charles Sturt），陽光海岸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查爾斯達爾文大學（Charles Darwin），中央昆士蘭大學（CQUniversity），伊迪絲科文大學（Edith Cowan）和南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這種做法的出現部分表明，許多此類大學缺乏增長選擇，髮現自己現在越來越局限於國內市場。
對這種現象有很多解釋，包括中國學生傾向於在城市地區而非鄉鎮地區求學，而且強烈偏愛排名靠前的大學，而來自南亞的學生則可能更務實，對價格更敏感。
學費檢測機構5Rs Partnership的數據顯示，這些“中國大學”的會計學碩士課程的平均學費為38,900元，而“印度大學”平均僅需26,900元。考慮到高校在價格敏感市場招生時普遍還會推出優惠折扣，表面上45％的價格差距，實際上可能會更大。
當然，也有少數大學完全不符合這種刻闆印象。一些大學由於國際招生人數相對較少而避免了這個問題。此外，墨爾本的兩所大學——迪肯大學（Deakin）和菈籌伯大學（La Trobe）則逆勢而上，中國和南亞學生的比例都很高。
總體而言，這些極化趨勢對國際教育行業的係統性風險具有更加廣泛的影響。在南亞市場萎縮的情況下，以印度為重點的機構將面臨直接挑戰。但如果中國的增長放緩，以中國為重點的高校則可能需要改為瞄準南亞國傢，並在價格上積極競爭。這反過來會對目前以南亞為重點的機構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
正如格菈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安德魯·諾頓（Andrew Norton）所說的那樣，大學很可能已經為了抓住當下的機遇，而冒了一定的風險。但這可能並不總是一種明確的戰略選擇，對於那些指望這種收入趨勢長期延續下去的大學，或者那些大膽冒進地放棄眼前收益以便在短期內搶佔市場份額的大學來說，這可能是一顆定時炸彈。
面對這種兩極分化，大學需要創造性思考如何尋求多元化的國際戰略，而不僅僅是以來地點、促銷和價格; 正如該部門其他人所強調的那樣，采用新方法來提供產品，需要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謹慎的管理將確保這些增長的陣痛不會成為係統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