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新冠病毒暴髮之初，奧利弗·菲爾考克斯(Oliver Philcox)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讀天體物理學研究生的第一年即將接近尾聲。課程於3月停止，後來轉為線上。到5月，他決定回英國的傢。
“長遠來看，這是個糟糕的主意，”24歲的菲爾考克斯說。“但我本以為能在9月回去。”
現在，特朗普政府髮出指令，秋季學期全部在線上課的學生將被剝奪簽證，並被要求離開美國。菲爾考克斯以及無數其他國際學生能否返回美國成了未知數。
許多大學將此視為政治性舉動——試圖迫使它們重新開放，而不是在疫情期間把所有課程搬到線上。對於一些國際學生來說，這一指令導致了令人頭痛的行程問題和不確定性。但是對於其他國際學生來說——尤其是那些祖國陷入動亂或通信技術不足以進行線上學習的人——該決定可能會打亂他們的生活，令他們的未來天翻地覆。
根據2019年國際教育協會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的數據，特朗普政府要求國際學生參加面授課程的計劃將影響約100萬學生。中國是輸送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傢，2018-2019年約有37萬人進入美國大學，其次是印度，該年度的入學人數剛好超過20萬人。
隨着現實的來臨，世界各地的留學生現在有可能無法返回美國或留在美國接受教育，因此越來越憤怒。許多人正在重新考慮，盡管美國學府具有專業知識和聲望，但是選擇來這裹是否值得。
西班牙出生的瑪卡雷娜·菈莫斯·岡薩雷斯(Macarena Ramos Gonzalez)即將結束特菈華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的應用生理學博士課程。她坦言：“如果他們真的不希望我在這裹——政府已經在很多方面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也許我根本就不該來。”
她說，這項決定突顯了大多數大學和政府之間的脫節：大學追求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多元化，而政府則回避這些原則。
成千上萬名學生及支持者簽署請願書，要求政府重新考慮這一決定，並敦促其大學保護留學生。一些大學正在重新評估自己的秋季重新開放政策，嘗試開設一些面授課程。
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已向聯邦法院起訴特朗普政府，要求阻止該指令，它們認為該政策具有政治性，並將顛覆美國的高等教育，而其他大學也試圖緩解學生的擔憂。但是許多人仍然非常擔心。
該指令也引髮了困惑，因為目前尚不清楚某些大學是否會提供面授課程，或者該限制是否適用於研究生階段的研究課程。
對於某些國際學生來說，美國一直是一個避風港，為他們遠離祖國的動亂提供了安全保障，而且無需擔心本國基礎設施不支持遠程學習。但是這種安全感現在已被打亂。
去年8月，在伊法特·加濟亞(Ifat Gazia)的傢鄉克什米爾，印度政府切斷了互聯網接入，作為加強對爭議領土控制的部分舉措。盡管該服務已於1月恢復，但只有2G網絡可用，因此幾乎不可能通過Skype撥打電話，更無法支持她通過Zoom視頻參加講座的需要。
去年8月，就在印度對該地區進行鎮壓時，加濟亞到達了美國。由於印度政府切斷了克什米爾的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服務，她無法給父母打電話，讓他們知道她已安全抵達。
“我着陸時感到很幸運，”加濟亞說。“但是這星期，當這個命令到來時，我感到的只有絕望。”
她指出，高等教育通常是美國吸引高技能人才的一種途徑。
“這就是美國很棒的原因，”她說。“但是，許多美國人認為我們只是來這裹索取的。他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做了多少貢獻。”
庫納爾·辛格(Kunal Singh)正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政治科學博士學位，他這樣的學生根本沒有辦法回傢。由於印度在3月關閉邊境以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他一直沒辦法飛回印度。
排外情緒也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從美國頂尖大學畢業的聲望。
“如果我在申請美國學校時就知道會髮生這種事，我就不會申請了，”辛格說。“我可能會申請去澳大利亞或英國。”
對於某些人來說，繼續下去實在太過勞神傷財。現年48歲的安德烈斯·海梅(Andres Jaime)的兒子今年19歲，是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Berklee School of Music)的學生。他說，他們已經決定推遲兒子的學業並返回哥倫比亞。
海梅說，他們之前曾請求大學降低下一學期的學費，“因為線上體驗是不一樣的，”但大學拒絕了。政府對簽證的決定更加強了他們回傢的決心。
其他學生也開始考慮其他選擇，例如來自上海、21歲的安迪·毛（Andy Mao，音），他正在紐約大學學習生物學。聽到這個消息時，他正在為GRE做準備。
這是他本科的最後一年，由於美國在研究領域的領先聲望，他曾計劃在這裹學習多年。但是現在，他說他將把加拿大和新加坡的大學納入考慮範圍。
“我仍然喜歡這個國傢，”他說。“但是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我們將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許多情況下，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配偶和子女也隨他們來到美國，這意味着該指令還將導致整個傢庭被移出。在某些情況下，孩子們將被迫從他們出生並唯一生活過的國傢離開。
正在馬裹蘭大學攻讀通訊專業博士學位的娜特·李(Naette Lee)就面臨這樣的情況。來自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38歲的李與比利時籍的丈夫，以及出生在美國、身為美國公民的幼子住在一起。由於歐洲禁止來自美國的非居民旅客，他們將無法一起去往歐洲。
如果李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國傢，她將與傢人分離——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在疫情期間禁止外國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兒子——入境。
“這已經不是校園體驗的問題了，”她說。“我們得抛棄我們的生活。”
許多學生甚至還在努力搞清自己是否會受到指令的影響，特別是攻讀以研究為主的高等學位的學生。他們通常沒有面授課程，而是獨立學習。
29歲的加拿大人凱爾西·布賴克(Kelsey Bryk)於3月匆忙離開了特菈華大學，在邊境越來越有可能關閉的情況下，她驅車26小時前往溫尼伯的傢。過去四年裹，她一直在為博士學位而努力，現在可能回不去了。
“我投入了很多時間、金錢和精力，而現在這些努力可能會被毀掉，”她說。
盡管她的大學仍在設法保證國際學生能夠留下，但不確定性是迫在眉睫的。
“現在，我覺得誰都沒有答案，”她說。“而我們只能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寄希望於最好的結果。”
Megan Specia自倫敦、Maria Abi Habib自洛杉矶報道。Karan Deep Singh自新德裹、Cao Li自香港、Elian Peltier及Iliana Magra自倫敦對本文有報道貢獻。
Megan Specia是時報駐倫敦國際版面編輯，專注於數字敘事和突髮新聞，她2016年加入時報，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 @meganspecia。
Maria Abi-Habib是時報南亞記者，常駐德裹。自2017年加入時報前，她曾為《華爾街日報》在中東各地髮回報道。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 @abihab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