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來到澳洲，許多人不得不面對的情況是：在澳洲的職業降級。
據澳媒ABC新聞報道，剛到澳大利亞的新移民往往在國內有着不錯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專業性強，且高薪。
然而，但真正移民澳洲後，因為他們的職業資格並不完全符合澳洲的標準，大部分新移民不得不與低收入、無保障的工作做鬥爭。
對於那些經歷過這種情況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冰冷的現實，考慮到多年的學習和投資似乎沒有帶來回報。
但是對於一些移民來說，擺脫白領工作枷鎖及其高壓環境，卻是值得慶幸的。
「財務主管變公交司機」
這些人中，就包括Edwin Gunawan和Rita Kusuma，一對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夫婦。
在此之前，Kusuma先生曾在印度尼西亞銀行（Bank Indonesia）擔任IT工程師八年，而Gunawan女士則是一傢配電公司的財務主管。
而現在，從雅加達搬到悉尼的夫婦，把工作場所也從辦公室換到了駕駛室。
對Kusuma來說，作為悉尼的公共巴士司機，這份謀生的工作給了她白領工作所沒有的自由，這份工作很靈活，給了她更多與傢人相處的機會。
她告訴ABC，公交車駕駛員的工作，意味着她不必管理辦公室的工作，或者被期望無償加班。
但是，當她得知自己在澳大利亞轉行的消息傳到傢後，她的傢人在雅加達的情況就不那麼好了。
她說，一些傢庭成員“鄙視”她的選擇，有一位親戚指控說她給祖先帶來了“羞恥”。
她補充表示，因為在印度尼西亞，擁有一個專業性的職位會給人們帶來自豪感，所以工作聲望就成了需要爭取的東西。
墨爾本大學髮展研究高級講師Lan Anh Hoang告訴澳洲廣播公司（ABC），對某人職業的“不滿”，部分原因是一些亞洲社會對某人的成功影響整個傢庭的看法。
她說：“他們的傢人可能不會從他們的親戚在澳大利亞的成功中獲得任何經濟利益，但這是一種地位的提高，它給這個傢庭帶來了榮譽和聲望。”
她解釋稱，被認為能帶來經濟穩定的工作，如工程、會計或商業，都是首選。
她說：“能百萬富翁的商人和成為社會最高階層的人非常有限。”
「道路工程師變面包師」
Roydeh Lingkum也不得不打消國內傢人對他職業轉換的批評。
這名29歲的墨爾本面包師，以前是馬來西亞沙巴的道路維修主管，他手下有許多員工。
Lingkum告訴澳洲廣播公司，他選擇“不在乎”馬來西亞傢人的負面評論，而是專注於新工作的增長機會。
“只要我能獨立，我真的不在乎人們說什麼。”
“我對澳洲工作和機會的好奇心，讓我不再去想職業聲望。”
他補充說，在他的傢庭之外，沒有多少人批評過他的職業轉換，因為在馬來西亞被認為沒有聲望的工作，在澳洲工資很高。
雖然可能有一些移民對他們在澳洲找到的低技能工作感到滿意，但也有無數移民不得不降低技能水平才能在澳洲找到有償工作。
「來澳洲後的“職業降級”」
Lina Cabaero是亞洲女性工作組織（AWatW）的協調員，
該組織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倡導改善澳洲女性亞洲移民的工作條件。
她告訴澳洲廣播公司，在她的組織中，有很多人在移民到澳洲時不得不放棄他們的技能。
她指出：“就是我所說的職業降級。”
她表示，一名AWatW成員是一名會說俄語和普通話的中國醫生，但由於她的英語水平低，她最終成為了服裝業的外包工。
另一名成員Sophie告訴澳洲廣播公司，她在中國是一名機器設計師，但由於語言障礙，她在抵達澳洲後成為了一名工廠加工工人，然後有變成了一名酒店清潔工。
她解釋說，盡管她從未在中國做過藍領職務，但她“別無選擇”，因為她正在養傢。
Cabaero女士補充說，澳大利亞政府“並沒有真正抓住”移居澳大利亞通過配偶或傢庭簽證獲得居留權的人的技能。
「工作聲望值得犧牲傢庭時間嗎？」
但是對於那些沒有從事他們所培訓的職業的人來說，從下而上開始工作的前景可能會產生長遠的影響，特別是對於澳大利亞的移民後代而言。
墨爾本大學2017/18年度澳大利亞多元文化青年人口普查的結果對約1,920名15至25歲之間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亞青年進行了調查。
結果髮現，如果父母仍從事低技能工作，移民後代的社會流動讓人擔心。
“因為我的父母在這裹不是很固定，也沒有認識的人，而且因為他們倆都從事相對“低級”的工作，例如工廠工人和兼職招待工人，所以很難知道該如何工作或在哪裹上班，”一位受訪者說。
另一名受訪者表示，與與澳大利亞社區有着更牢固聯係的同齡人相比，他們的移民背景使他們的工作前景處於“不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