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鑫
黃國鑫先生是一位比較“特殊”的澳大利亞華人，作為阿德萊德市的市長，他是澳大利亞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華人市長。在一個華人屬於少數民族，大部分華人不願或不能從政的大環境下，出任市長的黃國鑫顯得多少有點異類。那麼，他為什麼選擇了從政的這條路，在澳大利亞當市長的滋味又如何，華人從政會有哪些優勢和劣勢，記者近日同這位正在中國訪問的黃市長聊了聊華人在西方從政的酸甜苦辣。
華人從政鳳毛麟角，現在不過五六個
1965年黃國鑫從四川經由香港來到澳洲時，當時他27歲，到澳洲留學，5年後成為澳籍公民。此時的澳大利亞正處在即將取消“白澳政策”（即以白人為社會主導，對華人及少數民族實行歧視政策）、開始鼓勵多元文化的時期，華人正漸漸擺脫受排擠的景況。據黃國鑫介紹，他不是第一個在澳大利亞當市長的黃皮膚的人，1984年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市市長也是一位華人，但他出生在澳洲，不會講漢語，也沒有華人的生活習慣，相信與中國也沒有什麼聯係。從這個意義上講，當2000年5月從中國大陸移民到澳大利亞的黃國鑫當上市長後，澳大利亞才有了第一位華人市長。除了黃國鑫先生，還有許多澳籍華人供職於當地重要的政府部門。來自香港的移民蘇震西先生最近被選舉為墨爾本市市長。還有人新近當選新南威爾士州立法會議員。盡管如此，黃先生說：“目前在澳大利亞從政的華人加起來不超過五六個人，不多不多。”
華人不願從政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官沒有多少經濟好處
為什麼大部分在澳的華人主要從事商業、教育等領域活動，而從政的人不多呢？黃市長分析說，一般來說許多華人是第一代移民到澳大利亞，他們需要建立經濟基礎，首先要有一個穩定的生活。而在澳大利亞，參選政府公職需要花錢，最少也要花去幾萬澳元用於宣傳等選舉事務，而當選後，也不要在經濟上有“十萬雪花銀”的指望，市長的年薪不過8.4萬澳元（大約為40萬元人民幣），這個數目在澳大利亞的個人收入中並不高，有很多華人自己經營生意掙得遠比這多，所以他們也不願放棄自己的事情來參選公職。此外，競選需要候選人能進入主流社會，也只有進入主流才有可能參加當選，在一個白人居多的社會裹，華人移民要想進入當地主流社會需要經過很長時間，而且能進入的畢竟還是少數。對於黃國鑫先生來講，從政的一個主要目的還是獲取精神層面的滿足感。他說：“我要通過競選證明雖然我是少數民族，但我有能力當選，而且在這個位置上做得很好，更好地回報社會。同時也證明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的特性。”
第一次競選遭遇示威，一小撮人高呼“不要華人當市長”
黃國鑫先生擔任市長的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997年當他第一次出來競選的時候，就遭遇了一次滑鐵盧，搞得他很沮喪。“當時首先讓我失望的是，一位華人也站出來反對我，”黃市長說，“我到現在也不清楚他反對我的原因。雖然他的反對並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但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給人的感覺是，妳看看，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支持中國人，還當什麼市長。”種族歧視也阻礙了黃國鑫的當選。少數的極端分子在他的辦公室前示威，打爛了他辦公室的玻璃，還寫出“不要中國人當市長”等明顯帶有歧視性語言的標語。那一次競選黃國鑫最終落敗，在沮喪之餘他也反思是否下一次還要競選，經過分析，他髮現其實他的支持率還是很高的，只是沒有達到50%的法定當選票數，因此如果堅持下一屆再次競選，勝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果然，2000年，黃國鑫憑着不屈不撓的精神第二次競選，並以58%的高票勝出，其他四個候選人得票加起來也沒有超過42%，黃國鑫如願以償擔任阿德萊德市長。
成功的叁要素：本事、人事、天時
華人在阿德萊德只有2%，但僅僅依靠華人的選票黃國鑫是不能成功的。他總結，成功的要素有叁：本事、人事、天時。“很多人擔心華人參政會不會受到歧視，以我個人的經驗是不會。雖然確實有少數人有種族歧視，增加妳參政的難度，但這不是決定性的。最重要的是妳自己是否有這方面的才能，是不是華人並不重要，大部分選舉人教育素質比較高，也很理性，他們選妳最主要的還是看妳的本事，能否勝任。”黃市長的成長經歷在描述着從政的一些重要條件：他身為工程學和商業管理雙碩士，曾在阿德萊德、悉尼、墨爾本以及國外的許多主要基礎設施項目中擔任土木工程師和高級經理的職務。黃國鑫先生最初於1992年被選舉為阿德萊德市政廳議員。在任職市政廳期間，黃國鑫先生曾當選多個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職位，並兩次被市政廳選舉為副市長。市議員和副市長的經歷不僅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而且也讓選民相信：他是一個在行政方面有經驗的、能承擔更多責任的候選人。同時，黃國鑫也承認，保留在他身上的中國的傳統習慣、生活方式也對其成功從政產生了影響。“中國人做事認真、勤勞、負責，而我能利用中國人的優點配合西方人的優點，做一些事情。”當然他也強調，實際東西方的各種特點已經在他的身上融合到了一起，現在很多東西很難區分出哪些是東方的，哪些是西方的。
當市長頭疼的是解決行政的效率問題
一般人士可能想象不到，澳大利亞的市長權力和中國的市長權力有很大的區別。2000年，一位訪問澳大利亞的中國政府官員幽默地將澳大利亞的市長比作是“街道辦事處主任”，雖然這種比喻並不太準確，但它形象地描述了澳大利亞市長的職權特點：職權小，責任少，管轄的人口少。在澳大利亞，市長甚至不被認為是一個全薪的職位，那意思市長有時候也可以是個兼職。市政府的職能主要是城市立法、規劃和建設，不會出現政府直接管企業的情況，以往傳統上由政府管理的電力、電話、供水等現在都私有化，政府也不管了。“從這個角度講，澳洲的市長責任少，所以也輕鬆一些。”黃市長說。但這種政府體制有一個特色：由於是民選的市長，所以在做任何一項決策前，都很難“暗箱操作”，要受到不同方面的壓力，這樣做的優勢在於更多地聽取民眾意見，減少不穩定因素，但缺點也很明顯，即人多嘴雜，行政效率的低下。“比如我們現在規劃在阿德萊德修一條路，此前要通過媒體向公眾征求意見，還要召開大眾會議討論，至今，這條路還只是一個規劃，陳列在市政府裹。”
中國人到澳洲學習也能刺激當地經濟
黃市長在阿德萊德市的另一個職務是該市教育促進部董事會主席，他此次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宣講該市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吸引更多的中國人去澳大利亞讀書。但他也承認，中國人到澳大利亞學習，並不意味着澳洲的教育就一定比中國好，出去學習更重要的是開眼界。“其實，中國目前在科學、工程很多方面的教育不低於西方，比如北京的高樓、鐵道等硬件設施，建設都比澳大利亞好。但在服務和管理等軟件方面，澳大利亞就有一定的優勢。所以澳中兩國在教育上有一定的互補性。”同時，中國的有限教育資源和人口較多一直是一對大矛盾，但澳大利亞在這一方面相對較豐富，所以中國人去澳洲學習是解決教育資源稀缺問題的一種方法；當然，教育的輸出也能給阿德萊德帶來巨大的經濟好處，畢竟，留學生在澳洲生活需要吃、住、行，澳洲人少，內需有限，而有更多的中國人到來，能刺激經濟。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有機會去國外學習，會大開眼界，接觸不同的文化，不管將來是在澳洲居留，還是回中國創業，都會對當地社會做出貢獻。黃國鑫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也曾經是一個留學生，當年我敢於接受挑戰，做到了今天這樣。中國人很勤勞，我對中國的下一代有信心，許多人能力很強，如果我都能做到，他們為什麼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