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極富名望的華裔教授：袁勁梅女士，在其作出鄭重開除一名中國留學生的決定後，寫下了長長的一封信。她，既是這所大學的教授，同時也是被開除的這名中國研究生的導師，她通過自己長長的一封信，為這名學生，也為成千上萬的人，上了珍貴的一堂課。
下文作者：
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學教授：袁勁梅
XX同學：
接到妳要求“保留學籍”的上訴被研究生院董事會駁回的消息，我想告訴妳：這是妳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妳很難過，我也很難過。一個教授，一輩子培養不了多少研究生。妳祟拜的Y教授，剛去世，他一輩子也就培養了九個“東西方比較哲學”的研究生。
我創建的C大“東西方比較研究”，從第一個研究生到最後一個研究生，一共十一個。妳是第十一個。現在，第十一沒有了。因為項目停了，以後也不會再有。
在美國，或在C 大，遍地都是西方文化，加開一點中國文化研究項目，很不容易，全是教授自願作出的無償貢獻。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教授的作品。我用同一個標準要求所有的研究生，我希望每一個作品都是傑出作品。妳被取消學籍，第十一個作品報廢。妳沒達到標準，是我和妳的共同失敗。
妳想到的是：妳的前途中斷了。這是不對的。妳的前途依然有無限多的選擇。妳可以從商，在網上辦妳的雜文網站，或回中國辦公司，再換一個能收妳的項目學習，等等。我希望妳在別的行業和地方能有成就。如果，妳下了決心要在學術界做學問，我下面寫的東西，是給妳的臨別禮物。如果妳不想做學問了，下面的話，妳根本不用看。
世界上路很多，不一定要做學問，做個好人，就值了人生。妳可以就看到這句為止：“妳當個好人，我祝妳好運。”
如果妳往下看了，那我假設妳想知道為什麼妳剛開始往“做學問”這條路上走，就失敗了的原因。如果，妳還想走做學問的路，下面的話會對妳有用。我對妳直話直說。
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跟妳繞過彎子，也沒有改變過對妳的要求。妳失敗的原因，有些是妳自己的責任，有些是那些把妳教成這種樣子的教育模式和社會環境的責任，有些是我的責任。
先講我的責任。我的責任是：我不應該錄取妳。因為妳想要的東西，我無法給妳。
妳想要的是到美國來見識一圈，和教授搞好關係，使一些點子，讓教授按着妳的設計，給妳一些作業，妳輕輕鬆鬆得到一個學位；再靠這個學位，說自己成為學者了，然後在中國或美國找個掙錢多又體面的工作。妳說妳將來想在大學當教授，妳還對我說過不止一次，妳必須得到這個學位。我懂這個學位對妳的重要性。
但是，我能教給妳的，是做人和做學問的基本原則，讓妳成為一個尊重知識、熱愛真理的人。在學術領域，妳必須不為任何利益撒謊，只說真話，且對自己說的每一句話負責任；妳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去尋找未知，沒有捷徑可走；妳還必須知道自己的局限和無知，把妳個人的角度和判斷低低地放在“公正”之下，這樣，妳才能開始做學問。要想從我這裹得到學位，妳必須達到這些標準，我不賣學位。我的知識可以無償貢獻給願意跟着我一起尋找真理的學生，但不做交易。
這是我們之間的誤區。我是在妳選了我的兩門課之後，才認識到我們之間的這個誤區。這個誤區，造成我們之間的所有沖突。我認識到，把妳錄取來，是我犯的錯誤，也是對妳犯的錯誤，讓妳錯誤地計劃了前景。
其次，講妳的責任。講妳的責任，其實是我對妳的最後評價。或，是我給妳的解釋——為什麼妳不適合做學問。妳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商人、公司老闆或其他什麼職業人士。搞學術、經商或當清潔工，沒有職業高下的不同，但明顯有職業要求的不同。做學問，要有品格，最首要的是，得做人。我前面說的誤區，與其說是學術上的，不如說是如何做人上的。
妳在C 大期間，做學問的技術，我時時刻刻在教妳，那些技術都詳細寫在妳的每一篇作業和論文上了。但是，關於做學問和做人的關係，我沒跟妳講透徹。在談妳的責任時，我會講這個問題。
因為妳本科成績不好，我親自在北京對妳面試後，才決定錄取妳。錄取妳，是我拍的闆。當時，我對妳的判斷是：人很聰敏。但是，那是一個錯誤判斷，因為那個錯誤判斷，我得分擔妳失敗的責任。現在，我對妳的評價是：妳不聰敏，妳沒有一點兒做學問的人所必需的聰敏。這種聰敏就是蘇格菈底說的“我知道我的無知”。
妳一進校的時候，就認為在美國上大學很容易，妳知道怎麼能玩得轉。妳不停地顯出妳什麼都懂；參加討論，不懂的事，妳也常常不懂裝懂，胡說一通。上課，妳原着不讀，必讀書不買，看一些網上第叁手的書評、簡介，就敢宣稱：書讀完，懂了。就敢狂加評論。妳有種種理由認為妳是對的，所以，妳可以輕而易舉地宣稱，妳懂了，妳比同學教授都懂得快。妳有妳的機巧。但妳的讀書“機巧”我完全不看好，那是做生意的機巧，不是做學問的技術。
我對妳的判斷是，在我的前叁門課上，我要求的必讀書，妳不是沒讀，就是沒讀懂。妳真正開始認真讀的一本書，是我的第四門課“比較邏輯”上的《邏輯》。這本書，目前，妳讀懂了60%。這是妳的進步。
我想告訴妳：妳這種很壞的學習方法，至少得為妳的叁個“C”和兩個“I”，負一半責任。
用妳那種學習方法做不了學問。妳可以東找一點西找一點獵奇的信息，放到妳的網站上，讓大眾讀着玩（這是妳的權利），就像舊時茶館裹說書的、傳小道消息的人，目的就是吸引聽眾興趣一樣。這沒什麼不好，也是一種傳媒方式。但這種方式絕不能用來做學問。做學問，不是獵奇，也不是快速地搜羅信息。做學問，是一點一點地積累，在他人工作的基礎上，撥開前面讓人看不清楚的雜草，細細地分析；用理性拷問自己，拷問先人；然後，向前小心翼翼地放一塊小小的新石頭，讓後人踩着，不摔下來。這就是為什麼維特根斯坦將能不能把思維說清楚看作是一個道德問題。妳很愛說，也總是在說。但是，妳很少能把問題說清楚。在做學問上，“凡妳能說的，妳說清楚；凡妳不能說清楚的，留給沉默。”（維特根斯坦，Tractatus）在一知半解的時候，妳胡說，那叫“擴散無知”，是害人、誤導，是浪費別人生命。做學問的人，要對自己說的每一句話負責任。如果妳不能，或不想負這個責任，妳別走這條路。我不培養產品推銷商（不會），也不培養嘩眾取寵的網絡編輯（沒能力）。
因為妳學識基礎很差，妳得瀰補這個致命缺陷，才能去做學問。學識基礎差並不要緊，妳從基礎開始好好補，是能趕上去的。但是，妳卻用了一些奇怪的、與學者品格不相容的方法來掩飾妳的致命弱點。
第一個例子，妳剛來的時候，和我談話，動不動就扯出一些社會“名人”，這個，那個，妳跟他們都認識。妳說的這些“名人”，我半個也不認識，也不知道妳為什麼要把這些人的名字夾在妳和我的談話中。我也不想認識這些社會“名人”。如果他們有成就，我為他們高興，但是，他們與妳我都無關。妳要做學問，好好跟我學，不必去追啥社會“名人”。學術不是社交，不是出名，是坐冷闆凳。妳做學問的目的，必須是對真理的熱愛和對未知的好奇心。名不名與學者無關，得獎也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對學者來說，做學問本身，就是樂趣所在。想用社會“名人”來襯托妳自己的地位，妳要麼是騙人，要麼是騙自己，都是想掩飾妳先天的不足，沒有自信心。如果妳不想用妳自己的人格魅力贏得他人的信任，妳也不能做學問。
再一個例子，就是妳在XXX課上的抄襲問題。妳可以跟我解釋，從網上復制了東西，貼下來當作業交給我，不叫“抄襲”，是我“誤解”了。事實上，我也沒真報告妳抄襲。妳也用不着解釋來解釋去，說妳不是存心要抄襲，怪我不理解。我理解或是不理解，其實都不是關鍵。關鍵是：一，我沒有報告這事件；二，不管我“誤解”不“誤解”，事實是妳交來的作業，7%以上絕對與網上他人的東西一樣，這就叫“抄襲”（按C大校規定義，7%以上雷同就叫“抄襲”）。這件事，是我堅決反對妳想找捷徑、借以掩蓋妳的基礎差和沒有治學能力的缺陷的開始。我就此警覺並反對妳的走捷徑，一直和妳對抗到上週的最後一次考試。
對妳第一次“抄襲”這事本身，我只希望妳說一句話：“對不起，我再不這樣做了。”然而，我得到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報怨：為什麼我不理解妳的解釋——那不是“抄襲”。我沒有報告妳抄襲，甚至都沒有取消妳的獎學金，這是我所能做到的對妳的最大保護，是給妳改正機會。但，妳要我接受“那不是抄襲”，這是妳在指鹿為馬，還公然要求妳的教授跟着妳一起自己騙自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妳可以賴掉一個錯誤，我可以不追究，但妳同時也失掉了我對妳的信任。如果，妳還想做學問，妳永遠要有能力和勇氣認識和承擔自己的錯誤，不然，妳不能做學問。
妳自己要承擔的責任，還包括妳的人格分裂。這一點，不能全怪妳，人格分裂是畸形教育的結果，這也是我最後要講的妳的社會背景的責任。妳是我見過的最自相矛盾的學生。當我想到妳的社會背景，我對妳的人格分裂抱有同情。但是，我還得指出，這是病態。妳應該盡快找心理學傢幫助，治好這個毛病。做學問的人，必須裹外一致，言行一致。
看完這位外國佬教授的信，真是讓人汗顔。我們中有許許多多出國留學的中國學子現在請問問自己妳出國讀書的目的就是是什麼呢？想做好學問，首先要學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