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Barry常常對這些玩笑一笑置之，因為他的父母從來沒有跟他提到過這事。
然而，30多年前，住在墨爾本的他接到一位陌生人從悉尼打來的電話後，Barry開始相信他的曾曾祖父就是第一個來澳大利亞的中國定居者麥世英。
今年澳大利亞華人社區都在紀念華人來澳大利亞定居200年。Barry受邀參加了多場活動和研討會。
“坦白說，我有點不知所措。”他說。
“我籍籍無名地過了86年，突然間每個人都想和我拍照，請我參加活動。”
“但是我很高興參加這些活動，它給了我一種我以前從未感受過的關聯感，並且這種感覺是持續存在的。”
雖然沒有麥世英的畫像存世，但研究人員通過公乘Laurel號抵達Jackson港 – 這比淘金熱期間出現的中國移民潮早了幾十年。
他於1796年生於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抵達澳大利亞後，他在著名的英國定居者John Blaxland傢裹擔任木匠。他們相識於Lauren號油輪上。
後來他在澳大利亞羊毛工業先驅John Macarthur的妻子Elizabeth Macarthur傢的牧場工作。
之後，麥先生自己也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傢，在Parramatta經營一傢叫Peacock Inn的旅館，名下還有一些其他店鋪。Blaxland曾經為麥先生寫過推薦信，信中稱他是一位“誠實、可敬的人物”。
據報告，麥先生在Blaxland傢的工資為兩磅，與其他工人一樣。來自臥龍崗大學的Kate Bagnall博士是研究澳大利亞早期中國定居點的專傢，他說中國早期的自由定居者遇到的歧視相對較少。
“作為港口城市，悉尼的多樣性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豐富。”她說。
“當時，華人的數量非常小，以這麼小的規模，我認為這不會有像19世紀50年代以後的那種歧視。當時大批華人湧入，卻被認為是英國和歐洲人的認為是威脅。“
神秘回歸中國
James Shying一生中曾娶過兩名歐洲女性。1823年麥先生以愛爾蘭移民Sarah Jane Thompson 結婚。此後他們生了四個兒子，但他本人在1831年第四個孩子出生後不久就回了中國。
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回國，但Bagnall博士說他可能在中國也有傢室。
她說：“我們從後來的傢庭中了解到，像Shying那樣從中國南方的移民過來的男人，在澳大利亞和中國都有傢庭。當時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
“我看到那個世紀晚些時候很多傢庭，他們在澳大利亞的妻子和傢庭往往是第二個傢庭，之前他們在中國中國已經有傢庭，這是一種可能性。”
Barry Shying也不知道理由，並說他很難理解他的祖先是如何離開他的澳大利亞傢庭的。
“他將妻子和四個孩子留在了這裹，孩子們還很年輕，那是1830年代初 - 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過來的。”他說。
“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去中國，他在那裹做了什麼，沒有人髮現任何記錄。”
五年後，他在妻子去世後返回澳大利亞。歷史記錄顯示，John Shying於1842年再次結婚，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幾個月後死亡。
Barry說，記錄顯示他的曾曾祖父賣掉了他在Parramatta的財產，並且很可能永久離開澳大利亞，留下了他的四個兒子。
一些John Shying的後裔繼續做起了傢具生意，其他人成為了另謀職業。
'我不能說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適應自己有中國血統對Barry Shying來說是一次有趣的經歷。
“我不能說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我知道我是，”他說。
“最近有人對我說，'妳的身上依舊流着他的血液'，這就是我的感受。”
今年23歲的Nick Shying也是中國媒體的焦點人物，但與他的祖父不同，他從小就了解他的中國血統。
他說：“我並不總是能並充分理解它的含義，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確實知道我們傢族的歷史。”
Nick在高中就學了中文，並去過中國遊學。他很高興能與本地華人社區有聯係。
“很難說我能像其他可能有着更密切聯係的人一樣很自然地認為我是中國人，”他說。
“但我認為，了解這段歷史，語言和文化對我來說是特別有趣的，因為我知道我的傢族史的一部可以延伸到了中國。”
他表示，要了解更多關於他的傢族根源的就需要去中國，但他承認試圖在國傢公共記錄中找到更多信息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也許有一天，我會嘗試一下，看看我能找到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