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群體，它佔總人口的叁分之一，而且還在不斷壯大，與其他群體相比，他們在負擔住房方面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但卻從未得到政客、選民或媒體的多少同情。
諷刺的是，他們最近得到的一點點同情並沒有得到保證。
他們是被遺忘的少數人——比那些我們還能想起來的被遺忘的人更受忽視。
他們就是租房者。
他們之所以被遺忘，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只有房屋所有權是公認的房產信仰的地方。這是個為有房者服務、由有房者統治的國傢。
現在，妳可能已經想到了一個被稱為“首置業者”的神聖群體——實際上是潛在房主——他們目前是租房者。他們肯定有受到一點同情吧？
好吧，並沒有。我們自稱有同情心，但其實不然。這是因為，經濟學傢已經不厭其煩地指出，我們以幫助潛在房主的名義所做的所有事情——首職業者補貼或印花稅減免，自住業主免繳資本利得稅，甚至是負扣稅——實際上都是以犧牲潛在房主的代價，讓現有房主受益。
這些因素助長了相對於供給的住房需求，從而推高了房價，使房子更難負擔。
政客們幾乎總是不願意通過取消這些優惠來幫助潛在房主，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這樣做，現有房主會多麼憤怒。
但是，回到租房者身上，為什麼我們對他們和他們的問題不感興趣呢？ 部分原因是，在一個把房屋所有權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世界裹，租房被認為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狀態，年輕人都在攢錢湊首付。
不幸的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假設越來越不真實。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開始工作時，我們為澳洲70%的住房擁有率感到特別自豪。從那以後，它就一直在緩慢而無情地下降。
這意味着自那以後租房者的比例一直在增長。當然，許多人依然實現了買房，但這要花遠遠更長的時間。
我們對租房者如此不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渴望擁有自己的房子，那些從未擁有過房子的人——那些終生租房的人，是永遠買不起房子的人。誰會花那麼多時間為窮人擔心呢？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也越來越不真實，因為有很多中等收入者將人生中更多的時間花在了租房上。
在那個時候，我們曾經依靠“住房委員會”來將窮人從良心中抹去。從那以後的幾年裹，政府、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我們現在委婉地稱之為“社會住房”（包括“經濟適用房”）的熱情逐漸減退——這進一步表明我們對租房者缺乏興趣。
最新的HILDA報告——由澳洲政府出資、長期進行的傢庭、收入和勞動力動態調查——包含了墨爾本大學墨爾本研究所的羅傑•威爾金斯（Roger Wilkins）教授撰寫的有關租房者的內容最詳盡的一章。
威爾金斯稱，與完全擁有住房的人相比，社會性住房的租房者遭遇財務困難的可能性要高出10個百分點。私人住房的租房者則高出15個百分點。
根據HILDA的定義，傢庭收入分配處在底部40%、把30%以上收入用於還房貸或付房租的傢庭被視為有“住房壓力”。（很多高收入傢庭把30%以上的收入花在這上面，但這是他們負擔得起的選擇。）
承受住房壓力的私人租房者比例從世紀之交的近18%上升至本世紀10年代末的20%，之後就一直保持在這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