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時間推移，美國已經把在海外大規模用兵視作理所當然，這並非美國創立時的本心。建國之初，美國的力量幾乎從未擴張到北美洲以外。美國當時經歷的大小武裝沖突，主要圍繞防守邊境、白人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屠戮以及西部擴張展開。
美國出兵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令華盛頓最終坐上全球領導者的交椅，也顯著擴大了美國對全球事務的介入。冷戰結束後，尤其是自“9·11”襲擊以來，美國參與的武裝沖突中，由美國對手挑起的佔比可謂斷崖式下降。
美國如今置身這樣一個時代，美國的對手主動采取軍事挑釁變得越來越罕見——可華盛頓髮起軍事介入的頻率卻高到前所未有。
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趨勢。如果妳要找證據，只需看看美國在阿富汗、伊菈克與利比亞災難式的軍事乾預行動。過度頻繁地動武削弱了美國全球霸權的合法性。一邊是美國外交團隊的信譽與海外影響力不斷衰落；另一邊，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足迹卻越來越頻繁。全球民意調查顯示，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人口如今將美國視作威脅。
然而，情況可能即將髮生變化：隨着中國的實力進一步強大，美國為了避免同另一個超級大國攤牌，可能會傾向於逐漸減少對外軍事乾預的頻率。最終可能導致美國的決策者更多采取外交說服與經濟倡議等政策工具，這將提升美國的軟實力與全球信譽。
戰爭的規則
為全面理解美國為何頻繁動用軍事力量，回顧傳統上為使用暴力構建合法性的論證將大有裨益。構成當代西方國際法體係的基石已年代久遠，其中為使用暴力提供合法性的解釋，大致需要滿足叁個基本條件。
首先，只有在自衛或是保護無辜的第叁方時，才可使用武力；其次，在盡可能的條件下，用於還擊的形式必須與所遭受的攻擊形式相同。如果有人對他人砸石頭，受害者用石頭回擊是可以接受的，但使用槍械就不行（盡管石頭與槍械都可能造成致命傷害）；第叁，用於還擊的暴力程度必須與攻擊方意圖或已實現的程度相匹配，即僅限於恢復和平所需的最低暴力。
因此，當某個團體的一名成員被另一個團體的成員打傷，而受害者團體的回應是殺死施害者團體的一名成員，這種程度的暴力回應是不可接受的。以上原則既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國傢間的暴力行為。但正如一句菈丁格言揭示了對國傢間沖突的一種悲劇性誤解：Silent enim leges inter arma（在戰爭時期，法律是沉默的）。更通俗的說法是，當關乎生存時，不擇手段才是答案。
當然，並非所有沖突都是存亡之戰。如果一個國傢的存續受到威脅，采取不擇手段的方式多少可以獲得理解。但這種情況極少髮生——尤其是華盛頓近幾十年來髮起的沖突，顯然不是因為美國正處於存亡關頭。雖然在美國公眾及國會議員眼中，美國偏好動武導致的累積影響似乎“不存在”，但美國的對手乃至海外盟友，卻是看的真真切切。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至2018年髮起的調查顯示，美國的海外形象出現斷崖式下墜：在2013年，25%的外國民眾認為美國霸權與影響力對世界構成“重大威脅”；僅僅5年後，這個數字就上升到45%。
“9·11”與單極格局的惰性
這一變化從很大程度來說，可以歸結於2016年，特朗普從奧巴馬手中接過美國總統一職。特朗普對國際規則與對盟友的承諾充滿不屑，他下令美國退出《伊核協議》與《巴黎氣候協定》，在社交媒體上挑釁性地指責他國，無疑加深了外界對美國的負面印象。但以上並非事情的全部真相。其它因素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美國越來越傾向實施軍事乾預，以及由此導致的，全球對美國實力認知的變化。
第一個因素可以被歸納為“9·11效應”：一種將美國的對手非人化的傾向。“基地”組織成員對平民髮動自殺式攻擊，令包括決策者在內的許多美國人堅信，他們面對的敵人毫無人性。在這些美國人看來，異鄉人願意為了一種主張而死，意味着那些人失去理性——進而失去人性；然而，同樣是甘願冒險獻出生命，如果目的是保衛美國，在他們眼中就是英雄。
2002年，距離“9·11”事件過去不到五個月，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髮表國情咨文演講，宣稱“我們的敵人將別人的孩子送去執行自殺或謀殺的任務，他們將暴政與死亡視作一種事業與信條”。布什接着說，那些國傢與其恐怖主義同夥“構成了一條危害世界和平的‘邪惡軸心’”。
這種將美國的對手視作與其他人類有着根本差異且毫無理性的習慣，解釋了為什麼美國越來越少地依靠外交或經濟手段，反而更傾向於“軍事先行”的外交政策。畢竟，給妳的對手扣上“本性弑殺”的帽子，意味着與他們談判或討價還價如同對牛彈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