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在費城髮表主題為“國傢靈魂”的演講。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臨近的敏感時間點上，拜登的這一演講反映出民主、共和兩黨惡鬥正趨白熱化。追根溯源，2020年美國大選後兩黨圍繞選舉結果合法性的爭議與2021年1月6日爆髮的沖擊國會山事件表明，拜登政府執政始於兩黨極化，政治環境對其而言開局不利。執政後，共和黨先是在拜登政府最重視的經濟領域持續制造政策障礙，後又借移民、控槍、性教育及墮胎權爭議，在社會議題上對民主黨髮起大規模“文化戰爭”攻勢，使拜登在“羅訴韋德案”裁決後采取反擊、首次指責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美國歷史上最極端的政治組織”。拜登最新演講是對這一指責的進一步係統化。
這些事實表明，政治極化依然是美國面臨的嚴峻挑戰。實際上近段時間以來，民主黨精英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內政、外交多個層面進行選舉動員。從眾議長佩洛西竄台引髮中美關係劇震到特朗普莊園被搜查加劇美國內鬥，在不到一週內，民主黨在對外和對內分別打着“民主”與“法治”的旗號進行政治動員、打壓競爭對手以菈擡民主黨中期選舉選情。如果把上述事實與拜登最新講話結合起來觀察可以髮現，當前美國政治生態呈現出一種“中選大選化”的畸形態勢，即在內政和外交兩個領域同時出現以往在大選前夕才會有的、類似於“十月驚奇”的巨大沖擊性事件。
首先，這一態勢反映出在政治極化不斷加劇的背景下，中期選舉對政治格局的塑造意義被放大，甚至與大選一樣被視為決定黨爭格局的重要變量，因此，兩黨尤其是執政黨為增進政治利益、維護既有優勢，肆意通過自身權力優勢對選民尤其是中間選民進行政治動員。在上述內外事態中，民主黨一方面以對外特別是對華示強甚至挑釁，迎合國內以強化對華戰略競爭為主基調的民意，並試圖彰顯其國際領導力；另一方面則以對內削弱特朗普這一共和黨中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標志性人物的政治形象和影響力，以打擊共和黨的選舉士氣。這一內外聯動的手法共同服務於民主黨挽回其在國會岌岌可危的脆弱優勢這一最終目標。可以說，當前民主黨用盡各種手段對中期選舉動員的做法甚至導致2024年大選動員提前，這是“中選大選化”的直接體現。
其次，這一態勢還是民主黨在執政成績不佳、有相當概率失去國會主導地位的背景下轉移主要矛盾、進行政治自救的冒險之舉，反映出當前美國政治民主的異化和政治生態的每況愈下，陷入一種“比爛”的循環。拜登執政以來的民調支持率持續下滑，給民主黨的中期選舉蒙上了陰影。在此過程中，美國創紀錄的通貨膨脹與拜登政府無力應對的事實成為問題症結。面對這一壓力，民主黨選擇“另辟蹊徑”以自救，即在外交上以台灣問題為抓手對華挑釁以對外示強、內政領域以對特朗普的搜查和政治抨擊為抓手以打壓對手。這就表明，美國政治正朝着民主政治異化、黨爭惡鬥強化和政治生態惡化的方向加速髮展，尤其是在中期選舉背景下運用醜化對手形象做法擡升本黨選情的手段，使美國政治陷入“比爛”的惡性循環，即政治精英無法通過解決內政外交的重大問題、提供更好的內外治理和改革方案獲勝，而只能通過打壓甚至汙名化對手的拙劣伎倆獲取選舉優勢。這一現象的常態化表明，美國政治的墮落在2016年和2020年大選之後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最後，拜登的上述演講還表明，民主黨仍將特朗普視為最大政治威脅和選舉挑戰。在當前特朗普的政治聲勢卷土重來以及獲得其背書的大部分候選人在國會中期選舉的黨內初選中脫穎而出等事實面前，民主黨面臨的政治挑戰和選舉壓力可能並不比大選時小。這成為“中選大選化”的重要動因。在這一“中選大選化”的新動向下，可以預計，美國政治中的黨爭必將隨着中期選舉的漸行漸近而進一步加劇。從2020年大選中兩黨以病毒溯源問題汙名化中國進行選舉動員，再到近來民主黨政客以台灣問題為切入點服務於其中期選舉私利表明，圍繞涉華議題的黨爭外溢化現象將會給中美關係造成明顯負面沖擊。我們應充分意識到美國對華關係“內政化”和“工具化”的挑戰，堅持底線思維，綜合運用高層對話與溝通機制、危機管控機制甚至必要威懾，避免美方出現沖擊兩國關係政治紅線的非理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