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傢 李迅雷
由於職業原因經常要坐飛機。每當機場人山人海的時候，感覺似乎中國人都去機場了。但這種感覺實際是被假象所迷惑，因為中國有13.9億人口，而我們所觀察的樣本通常小得可憐。
SabreMarket Intelligence的數據分析顯示，2017年，持有中國民航局的航空運營商許可證的航司共搭載乘客5.89億人次，2018年應該超過6億人次。
但6億人次對應多少搭載過飛機的人呢？肯定不會超過2億，第一，做飛機旅行通常會有來回，即有去有回，假設平均叁個坐飛機的人中有兩個是來回的，那麼，2億人坐飛機就會產生3.3億人次的乘機記錄；第二，6億人次中應該有相當一部人是多次往返乘飛機的，如本人在2018年乘飛機的次數就超過80次；第叁，國內航空公司的乘客中還包含一部分境外乘客。
例如，2017年，美國航司國內國際航線共運送旅客9.65億人次，同比增長3.4%，其中國際航線旅客週轉量2.234億人次，國內航線7.416億人次。美國人口只有3.2億，乘機人次是美國人口數量的3倍。可見，乘機人次與人數之間存在很大的倍數關係。
2012年的時候，東方航空董事長曾以“3/4的國人沒有坐過飛機”來表明航空業無限的市場潛力。時至今日，這一比重應該有所下降，但即便降至2/3，也有9億多人沒有坐過飛機。因為中國仍屬於髮展中國傢，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較低，且國內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我估計乘機人次高增長主要的因素還是來自高收入階層的貢獻，而非人數增長的貢獻。
以國內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分布為例，看似國內機場吞吐總量保持了高速增長，但若觀察一下細分數據，分化實在太大。在國內229個機場中，僅32個年吞吐量千萬級別的機場就佔據了全部旅客吞吐量約78.5%，而年吞吐量在300萬以下的機場多達179個，只佔全部旅客吞吐總量的8.9%。
80%的國內機場，只貢獻不足10%的乘客吞吐量，那些處於尾部的小機場，年乘客數量接近零。一方面是10億左右的國人從沒有坐過飛機，另一方面則是80%的國內機場吞吐量不足，面臨產能過剩的窘境。其背後的原因，則是收入差距大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國內至少5億人還未用上馬桶
2017年我國去日本的人次達到735萬，日本成為中國第二大出口旅遊地，其中不少人去日本會買電飯煲和馬桶蓋（智能坐便器）。但是，馬桶蓋搶購的背後，是否說明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十分強勁，需求不能被滿足呢？
我認為並非如此，不妨先研究一下國內馬桶的普及率有多高。根據國傢統計局2016年末的第叁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使用水沖式衛生廁所的8339萬戶，佔36.2%；使用水沖式非衛生廁所的721萬戶，佔3.1%；使用衛生旱廁的2859萬戶，佔12.4%；使用普通旱廁的10639萬戶，佔46.2%；無廁所的469萬戶，佔2.0%。
也就是說，有水沖式衛生廁所的傢庭農村總戶數的比重為36.2%，假設到2018年末，該數據提高到40%，則農村仍有約對應3.4億人的傢庭沒有用上抽水/沖水馬桶。
那麼，城鎮的情況又如何呢？國傢統計局公布過2017年全國有衛生廁所傢庭的比重為71.7%，如果簡單乘以人口總額，則2017年仍有近4億人沒有用上衛生廁所。
但衛生廁所還包含衛生旱廁，由於沒有找到城鎮居民使用沖水式衛生廁所的官方數據，但根據中金公司最近一份報告測算（《中國住房空置率很高嗎？》），“城鎮存量房中26%的住房無獨立抽水/沖水衛生間設施”，假設城鎮按20%的較高空置率計算，則城鎮沒有用上沖水式衛生廁所的人口為1.7億（13.9億乘以59%的城鎮化率，再乘以26%，乘以80%）。
因此，把農村及城鎮沒有用上沖水式衛生廁所的人口加總，其總數超過5億人口，這應該是一個偏保守的估算。
其實，抽水/沖水式馬桶又可以分為坐便器和蹲便器，農村大部分傢庭用的是蹲便器，那是沒有馬桶蓋的。因此，還可以非常保守地估算，中國至少有超過6億人口迄今還未使用帶有馬桶蓋的坐便器，故潛在需求還是非常大，遠遠超過對智能馬桶的潛在需求。
擴內需應圍繞着10億人展開
上述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尚有10億人口沒有坐過飛機，而且其中至少一半人的傢庭迄今沒有用上有抽水馬桶。這一方面反映了國內的潛在消費需求還非常大，如果這方面內需能夠得到滿足，那就根本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幾乎絕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可以開足馬力去生產。
但另一方面，從機場利用率的不足和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嚴重這一現實問題來看，我國實際上存在較為嚴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當今全球也是一樣，潛在需求很足，但具有現實價值的有效需求不足。
過去10多年來，中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貧困人口數量大幅減少。此外，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可以使納稅人佔城鎮就業人員的比例將由現在的44%降至15%，也就是把過去1.8億左右納稅人減少至為6400萬人，將減少約1.23億人。
也就是說，中國相對富有的和相對貧困的10%左右的人口得到了關愛，包括當下各地紛紛成立的纾困基金，也體現了政府對民營企業主的關愛，但這些年來，剩下的10多億中低收入人口直接受益於政策傾斜案例的似乎不多。
考慮到購買力平價因素，國內城鎮中等偏上收入以上的3.16億人的收入水平已接近韓國的平均水平，但人口規模接近美國。這部分人口在2017年之前，主導了中國的消費升級，但2018年以來，消費增速受收入影響，已經大幅下降。
所以，今後要擴內需，應該圍繞着處在中低收入水平的10億左右居民中展開。因為他們才是菈動中國內需的最大主力。
擴大內需無非是兩種路徑，一是追加投資，二是擴大消費。投資主要分為叁類，即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但基建投資持續高增長已經導致地方政府債務率過高，而刺激房地產投資在過去屢試不爽，導致的結果是居民部門杠杆率過高，已經影響到消費，而房地產公司也面臨資金收緊和銷售不暢導致的流動性壓力。
一般估計，2019年房地產投資增速降至5%以下，基建投資增速難超10%，制造業投資增速略有回落，這樣的話，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依然有所回落。事實上，近五年來，我國投資（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已經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左右，已經太高了。
有人認為，我國可以增加在信息技術產業或各種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來菈動內需，這當然沒有錯。
問題在於，中國經濟結構是以傳統經濟為主的，新舊動能轉換是長期過程，當前新舊之間大約是2：8的關係，增加新領域的投資固然是應該的，且目前新興產業投資增速已經很快了，如2017年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投資增速達到16%，2018年增速雖然還保持兩位數，但已有所回落，說明新動能的“能量”還嫌不足。
因此，鑒於上述分析，擴內需重點應該是擴大10億人的消費需求。但問題在於，如果不能增加這10億人的收入水平，如何來擴大他們的消費規模呢？
我認為可以用兩個途徑來擴消費，一是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直接增加這10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通過提高這10億人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間接增加他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
要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第一，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中低階層的收入總量。當前經濟增速下行，部分企業裁員導致社會就業壓力加大，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增加在民生領域的投入，來增加就業機會。因為隨着人口老齡化，社會服務的需求量會不斷上升，如養老產業實際上和教育產業一樣，不可能企業通過商業化運作就能覆蓋，肯定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
第二，繼續加大減稅幅度，並下調企業的社保費率，減輕企業負擔，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
第叁，壓縮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費用支出，目前盡管沒有確切的數據反映我國政府的行政費用支出佔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但鑒於龐大的行政機構和公務員規模，我估算在兩位數水平，但一般國傢都在10%以下。應該通過減少部門和人員的方式，進一步壓縮行政費用，增加民生支出。
第四，通過髮放購物券等方式，定向補貼給中低收入傢庭，如當年的“傢電下鄉”就是補貼農民、刺激消費的方式。中國傳統的扶貧思維是“授人以漁”，但實際執行結果卻往往導致了低效率和不公平，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局則采取直接給民眾髮錢的方式，“授人以魚”，反而能夠體現公平，促進消費。
此外，通過提高這10億人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實際上也能夠起到間接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更有底氣地提高消費比重。這當然先要補足社保資金的缺口，然後再追加投入。可以采取的辦法是增加財政對社保的補貼，或者擴大國資無償劃轉社保的範圍和規模。
如果中低收入階層在養老和醫保方面的後顧之憂能夠基本消除，則邊際消費傾向就會大大提高。
上述舉措如果能實施且有效率，則取決於兩方面，一是政府如何擴大支出的規模和比重，二是如何有效推進與之相關的改革。
我認為政府完全具備加杠杆的條件和能力。盡管大傢爭議地方政府的債務很沉重、實際杠杆率很高了。但是，地方政府是有資產的，主要包含四大類資產：國有資產、行政資產、土地和自然資源；此外，中央政府的資產規模同樣很大，如有那麼多規模龐大的央企，還有其他可觀的資產，且杠杆率水平非常低（目前20%左右），故加杠杆的空間更大。
而髮達經濟體的大部分資產早已被私有化了，是典型的小政府和窮政府。既然我國的國有資產規模如此之大，應該可以通過抵押、減持、變現等方式來獲得融資和收入。
在中國經濟已經面臨未富先老的嚴峻局勢下，未來政府部門杠杆率水平勢必會越來越高，這也是合乎邏輯的。
但僅僅通過加杠杆來擴大政府支出、惠及民生是不夠的，還需要積極推進改革來提高惠民生的效率。如中國目前沒有坐過飛機或使用過抽水馬桶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但農村一定要推廣現代化農業，才能提高效率和農民收入。這就需要對延續多年的土地承包制進行改革，推進農村集體用地和宅基地的流轉。
因為農業現代化、大農場的模式一定是未來的髮展方向，故當前中國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還遠遠沒有定型，唯有通過加大農村和農業改革力度，通過土地流轉等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規劃好農村宜居環境，讓農村人口的生活條件得到根本好轉。
此外，國企改革、財稅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也會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有效產生重要影響。如在產能過剩的領域，在競爭性行業，國企究竟是退出還是繼續做強做大，能否做強做大，都是必須回答的現實問題。這涉及到國企改革的理念，我的觀點是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放在第一位。
如增加國傢財政收入可以通過稅收、繳費，也可以通過出讓土地、國有股權分化、國企上繳利潤等方式來獲得，那為何就不能通過減持國有股權的方式來獲得呢？
在存量經濟特征越髮明顯的趨勢下，企業集中度提高和虧損比例上升都是大趨勢，如2019年隨着PPI的走弱，國企佔比較高的上遊企業盈利減少的概率會增加，故減持或許可以讓國資獲益更高。
簡言之，提高10億人的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規模，增強消費能力，一定要靠政府部門增加財政支出規模來推進，兩個辦法，一是舉債加杠杆，二是減持各類資產；而要提高財政支出在民生領域的投入規模和比重，同時還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則必須通過財稅、行政體制、國企、農村土地流轉等一係列改革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