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娅：十年前，中國外企白領被認為是標準的中產階級，而今一些京滬外企白領甚至不再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
近些年，外企相對緩慢的髮展使得整體外企招工的人數和待遇都有所下降。中國國傢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經歷了十幾年的飛速增長之後，外企的務工人員從2013年開始回落，從2013年的1566萬人降低到2015年的1446萬人，如果說這個數據還包含了一些在外資制造業工廠的工人，外資公司的中高層人數，也就是“外企白領”們，也在不斷萎縮。在外企最為密集的上海，最新一項調查顯示，2016年上海外商投資企業中僅有48%有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的計劃，比上一年下降21個百分點。
事實上，由於企業內部溝通文化以及中國蓬勃興起的互聯網文化消費文化，很多外企在中國都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這一問題在經濟惡化的時候更為明顯。中國美國商會與貝恩公司合作開展的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髮現，在近500傢受訪企業中，約40%的企業報告其收入較2014年減少或持平。同時，報告其2015年實現財務盈利的企業比例跌至64%，為五年來最低。
一位外企的中方高管曾經表示，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了很多海外公司增長最快的市場，但是由於國外業務的拖累和決策流程較慢，導致很難跟上中國日新月異的產業變化，整個集團的業務仍然不是很理想，這也直接影響到了對中國的資源投放和待遇的提升。事實上，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很多外企內部都已經下了停止招聘的通知，內部的一些福利也開始削減。北京某高檔寫字樓這幾年裝飾用的聖誕樹越來越小，去年乾脆就沒有了。
由於中國新興產業的崛起，外企也已經不再是高薪和有前途的代名詞。十年前，魏城的文章曾經引用2004年的一項人力資源調研，其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在外企中謀得一份工作。而2015年的調研則顯示，僅僅有2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在外企中工作主要的原因是高薪和規範的職業路徑。
今天，中國互聯網公司阿裹巴巴和科技公司華為分別為中國商科和工科學生心中的最具吸引力雇主。除卻薪資原因以外，“對於未來職業髮展的支持”是受訪者最為重視的理由。互聯網產業的靈活性和激勵機制，也讓外企的中高層躍躍慾試。朱先生來自於一傢國際著名的安全服務公司，已經做到中層的他卻毅然投奔了華為。他說：“全球業績萎靡，加上中國市場也缺乏亮點，我們公司從年初就開始裁員，整個企業都人心惶惶無心工作，雖然裁不到我，我還是決定離開了。在華為雖然工作比在外企忙了很多，但是和領導溝通比較及時，並且年終獎直接和效益掛鈎，讓我重新煥髮了活力。”在外企佔有優勢的醫藥行業，這種現象也十分普遍。著名的人力資源咨詢公司怡安翰威特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醫藥行業的離職率總體為20.45%，中國國內藥企的離職率為17.9%，外企離職率為23%。其實，近四年來，外資藥企在華的離職率一直處於高位，2013-2016年，離職率均超過了20%。離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職業髮展機會有限、薪酬缺乏外部競爭力等方面。
所謂外企的生活方式也已經漸漸褪色。PPT已經成為了每個行業的標配，咖啡館不再是生活方式的代名詞，而成為了談論創業的好地點，西裝被認為是只有中介才穿的衣服，牛仔褲T恤衫才夠時髦；Lily，Linda之類的英文名不再是“高大上”的代名詞，而成為了網絡消遣的對象。
“我不認為我是個中產階級，而且可能憑着我的工資一輩子也沒法在北京買房了。”Mary說，“和十年前相比，外企現在的優勢小得多，那時候的人可能很容易通過外企這個工作變成中產階級吧。”
《中國投資參考》中國區研究和運營經理 蘇娅
“前段時間有個風靡網絡的段子，寫字樓裹的琳達、薇薇安、Julia，春節回到傢，又變回了村裹的翠花、小紅、丫蛋。”端着星巴克咖啡的Mary對我說，“其實這何嘗不是我們這種京漂小白領的寫照呢？白天在辦公室裹，穿着正裝，光鮮亮麗，晚上乘着擁擠的公車，回到通州的出租屋，吃着外賣，盤算着這個月還能攢下多少錢。”重點大學畢業的Mary，在一傢位於北京CBD的外企工作已經3年，每個月稅前1萬5的工資並不算低，然而除卻租房，日常生活和消費，每個月所剩無幾。“在外企工作的我們不像國企和事業單位那樣有免費食堂，穩定的工作，甚至是灰色的收入，也沒有私企那樣的活力和激勵機制。”Mary笑笑，“我們漲工資的幅度是和國外的CPI掛鈎的，根本無法適應國內的需求。”
十年前，FT記者魏城曾經在其中國中產階級觀察係列中這樣評價外企對於中產階級形成的作用——“外企在中國的經營活動和招聘活動，不僅幫助推動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民‘工人化’的進程，而且也在中國新一代中產階級的孕育和成長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南京大學社會學係主任週曉虹教授則對魏城說，在華外企中的華裔管理人員和高級員工是標準的中產階級成員。無可否認，外企對於中國中產階級的貢獻不僅僅體現於其提高了受過高等教育人才的收入，從而刺激了其他行業薪資的提升；還在於其引入了國際化的因素，讓更多職業化的人才流入了市場，塑造了“外企想象”。90年代末，應屆畢業生曾一度以成為外企白領為榮，這對於擴大整個中產階級的規模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外企員工也是西方的“中產”生活方式的倡導者，他們工作職業化，生活中更加注重精神追求，PPT和咖啡是他們生活中必備的元素。然而，隨着外企在中國擴張的放緩，中產階級夢想似乎不再是外企的標配，越來越多的人甚至選擇離開這個體制。近些年，外企相對緩慢的髮展使得整體外企招工的人數和待遇都有所下降。中國國傢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經歷了十幾年的飛速增長之後，外企的務工人員從2013年開始回落，從2013年的1566萬人降低到2015年的1446萬人，如果說這個數據還包含了一些在外資制造業工廠的工人，外資公司的中高層人數，也就是“外企白領”們，也在不斷萎縮。在外企最為密集的上海，最新一項調查顯示，2016年上海外商投資企業中僅有48%有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的計劃，比上一年下降21個百分點。
事實上，由於企業內部溝通文化以及中國蓬勃興起的互聯網文化消費文化，很多外企在中國都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這一問題在經濟惡化的時候更為明顯。中國美國商會與貝恩公司合作開展的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髮現，在近500傢受訪企業中，約40%的企業報告其收入較2014年減少或持平。同時，報告其2015年實現財務盈利的企業比例跌至64%，為五年來最低。
一位外企的中方高管曾經表示，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了很多海外公司增長最快的市場，但是由於國外業務的拖累和決策流程較慢，導致很難跟上中國日新月異的產業變化，整個集團的業務仍然不是很理想，這也直接影響到了對中國的資源投放和待遇的提升。事實上，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很多外企內部都已經下了停止招聘的通知，內部的一些福利也開始削減。北京某高檔寫字樓這幾年裝飾用的聖誕樹越來越小，去年乾脆就沒有了。
由於中國新興產業的崛起，外企也已經不再是高薪和有前途的代名詞。十年前，魏城的文章曾經引用2004年的一項人力資源調研，其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在外企中謀得一份工作。而2015年的調研則顯示，僅僅有2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在外企中工作主要的原因是高薪和規範的職業路徑。
今天，中國互聯網公司阿裹巴巴和科技公司華為分別為中國商科和工科學生心中的最具吸引力雇主。除卻薪資原因以外，“對於未來職業髮展的支持”是受訪者最為重視的理由。互聯網產業的靈活性和激勵機制，也讓外企的中高層躍躍慾試。朱先生來自於一傢國際著名的安全服務公司，已經做到中層的他卻毅然投奔了華為。他說：“全球業績萎靡，加上中國市場也缺乏亮點，我們公司從年初就開始裁員，整個企業都人心惶惶無心工作，雖然裁不到我，我還是決定離開了。在華為雖然工作比在外企忙了很多，但是和領導溝通比較及時，並且年終獎直接和效益掛鈎，讓我重新煥髮了活力。”在外企佔有優勢的醫藥行業，這種現象也十分普遍。著名的人力資源咨詢公司怡安翰威特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醫藥行業的離職率總體為20.45%，中國國內藥企的離職率為17.9%，外企離職率為23%。其實，近四年來，外資藥企在華的離職率一直處於高位，2013-2016年，離職率均超過了20%。離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職業髮展機會有限、薪酬缺乏外部競爭力等方面。
所謂外企的生活方式也已經漸漸褪色。PPT已經成為了每個行業的標配，咖啡館不再是生活方式的代名詞，而成為了談論創業的好地點，西裝被認為是只有中介才穿的衣服，牛仔褲T恤衫才夠時髦；Lily，Linda之類的英文名不再是“高大上”的代名詞，而成為了網絡消遣的對象。
“我不認為我是個中產階級，而且可能憑着我的工資一輩子也沒法在北京買房了。”Mary說，“和十年前相比，外企現在的優勢小得多，那時候的人可能很容易通過外企這個工作變成中產階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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