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銀行被澳洲交易報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處以創紀錄的7億元罰款，這個案件在很多方面都是過去20年來澳洲銀行業出現的問題的縮影。
雖然電腦程序故障可能是直接原因，但這也可能是個替罪羊，事實是，電腦故障本就可能髮生，更不用說完全不加檢查，直到有超過53,700筆違反反洗錢義務的交易髮生，聯邦銀行才髮現問題，這有力地說明了更深層次的原因。
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上世紀90年代某個時候，銀行文化迷失了方向，從一種道德和審慎模式，轉變為一種銷售和服務文化。
後者打着“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旗號，實際上體現了管理層不受約束的貪婪，這種貪婪受到了基於關鍵業績指標的失控獎金計劃的驅使。
過度的短期獎金產生了我們可以預見的影響：首席執行長和經理們變得只追逐短期的利益。問題就像罐子一樣被踢到路邊。如果問題長期存在，那麼這些高管是時候走人為另一傢銀行工作了，把問題留給別人來解決，但是他們卻偏偏賴着不走。
銀行的銷售文化就像一種邪教，這些邪教的領導者是那些“搖滾明星”首席執行長，有些人甚至算不上銀行傢。
然後，瘋狂的競爭進入最後階段，隨着銷售越來越難實現，銀行把注意力轉向了降低成本，以擠出更多的利潤。
銷售團隊肯定不是成本削減的對象，因為這會弄巧成拙，最主要的目標是後台辦公、制度和合規成本，這些恰恰都是到目前為止使銀行免於麻煩的東西。
Austrac查處聯邦銀行洗錢行為只是眾多醜聞之一。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那些以維護股東利益為宗旨的董事會的仁慈和懶散的注視下進行的。
最近澳洲審慎監管局（APRA）對聯邦銀行的報告就說明了，這些董事會有多麼不作為和沒用。他們早就該承擔責任了。
這些行為還髮生在監管真空的情況下。就澳洲證券投資委員會（ASIC）來說，與其說它心不在焉，不如說它一開始就沒管這事。
管理層的貪婪和無能、董事會的冷漠和監管機構的缺席，都是導致銀行出現大量醜聞的原因，因此政府才成立皇傢委員會。聯邦銀行的洗錢醜聞實際上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讓政府覺得非成立銀行皇傢委員會不可的最後一樁醜聞。單憑這一點，它就具有重大意義。
在經歷了10年來銀行被曝光的各種不當行為之後，Austrac的案子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不同。與以往的私下協調相比，Austra選擇了公開起訴聯邦銀行。在我們看來，7億元的罰款已經是巨額了，但如果是美國監管機構，開出的罰款可就遠高於此。
隨着皇傢委員會繼續開展調查，聯邦銀行願意繳納這麼多罰款來息事寧人，這也很能說明銀行現在的處境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聯邦銀行的案例，以及皇傢委員會曝光的應受譴責的行為，可能代表着在這個週期，銀行的這些壞現象已經見頂了。考慮到我們現在的狀況，如果今後情況再沒有改善，我們會十分震驚。
但美中不足的是，7億元的罰款基本上落在了聯邦銀行的股東身上。為了使這種懲罰有效，這些股東，也就是公司的所有者，必須追究那些責任人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