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初新冠病毒(COVID-19)在澳洲爆髮期間，澳大利亞人突然緊張起來，人們紛紛跑去超市進行恐慌性購買和囤積日常用品導致一些產品嚴重短缺。
在州和聯邦政府頒布實施封鎖禁令並敦促人們待在傢中之後，大米、意大利面和一些罐頭食品在幾週內銷售一空，人們爆髮式爭先恐後地囤積讓供應鏈更加緊張。
州和聯邦政府的部長們一再表示，購買大量食品和雜貨是沒有必要的，總理斯科特•莫裹森(Scott Morrison)稱恐慌性購買是“荒謬的”和“不明智的”。
全國農民聯合會(National Farmers' Federation)也試圖平息人們對食品短缺的擔憂，告訴消費者不要“恐慌”，因為澳大利亞“有足夠的食品供應”。
農業、乾旱和應急管理部長大衛•利特爾普勞德(David Littleproud)甚至宣稱，澳大利亞“擁有世界上最安全的糧食保障”。
“我們是一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國傢，”利特爾普勞德5月11日在ABC的節目中表示。“我們生產的糧食足夠7500萬人食用。”
真的是這樣嗎? 墨爾本皇傢理工大學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農業、乾旱和應急管理部長大衛•利特爾普勞德(David Littleproud)）
利特爾普勞德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根據許多研究和專傢的說法，澳大利亞的糧食保障水平很高。澳洲生產的糧食非常豐富，出口量遠遠超過了它的需求，而且在某些食品變得稀缺的情況下，有充足的替代來源。
雖然澳大利亞不是世界上排名第一或 "最 "有糧食保障的國傢，但根據一些比較，澳大利亞在糧食來源方面仍有很大的靈活性，可以調整生產重點以緩解糧食短缺。一項國際排名顯示，澳大利亞在糧食保障方面在113個國傢中排名第12位。
澳大利亞農業研究所(Australian Farm Institute)的理查德•希思(Richard Heath)代表了專傢們的看法。
“最基本的定義是，‘我們會因為不能養活自己而面臨挨餓的風險嗎?’——我們離這個現實還很遠，這太荒謬了，”他說。
“當妳考慮到可灌溉水域的可用性，可耕種土地的數量……就糧食而言，我們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國傢。”
一個國傢的 "糧食安全 "意味着什麼？
（今年3月初，澳洲新冠疫情爆髮，全澳各地超市出現恐慌性搶購，民眾掃空貨架。）
糧食安全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包含了兩個基本概念：數量和質量。
第一個是指一個國傢是否有足夠的食物來源----無論是當地生產的還是進口的--來維持其人民的生活。
第二個是民眾是否能夠可靠地獲得安全、有營養和負擔得起的食物。
例如，一個國傢可能有豐富的某類食物供應，但食物來源不夠多樣化，無法提供持續的營養飲食。
同樣，它可能有實際的食物供應，但其人們卻買不起食物。或者，它可能過度依賴進口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或者容易受到商品價格嚴重波動的影響。
所有國傢的人口中通常都有一部分人難以獲得安全、負擔得起和營養豐富的食物。這些群體包括無傢可歸者、低收入傢庭、與世隔絕的社區或難以應對日常生活挑戰的傢庭。
擁有較高的 "糧食安全 "評級(由各種理論模型確定)，意味着一個國傢能夠在大多數情況下為其絕大多數人提供負擔得起的食物來源，使他們獲得營養和健康的飲食。
下一頁什麼是 "糧食主權"？
這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它考慮到了誰控制糧食的主要來源及其相關的分配係統的問題：所有權結構、經濟權力基礎和支持國傢糧食供應鏈的政策。
糧食主權包含了關於生產什麼樣的糧食、如何耕種以及生產過程中的食物的文化偏好。
澳大利亞農場研究所（一個專注於農業部門的政策研究小組）的執行主任希思說，一些組織和個人通常濫用了 "安全 "一詞，而他們真正爭論的是 "糧食主權"。
他將後者描述為 "妳吃的東西都是國傢生產的"，並表示，在澳大利亞，提及 "糧食安全 "有時帶有政治色彩。
墨爾本皇傢理工學院研究了 "糧食安全保障 "的概念，對 "糧食安全保障 "進行了廣義的解釋，根據全球通用的營養和可負擔得起的糧食供應的定義來評估 "糧食安全保障"，同時也考慮到了糧食短缺或供應鏈中斷的脆弱性。
政府的一項長期義務是確保其公民得到保護和安全，這一概念包括擁有足夠的糧食來維持人民的日常需要。
一個國傢如果不能養活民眾，就有可能出現政治不穩定。
相反，政治不穩定和區域敵對行動會導致糧食短缺，如果日常生產中斷或農作物被毀，則可能導致糧食短缺。
有時候，由於乾旱、水災或瘟疫等原因，可能會造成當地的糧食短缺，從而抑制了生產，破壞了對消費市場的一種或多種蔬菜、水果、谷物或肉類的正常供應。
市場力量或政府乾預可以幫助確保提供替代食品或替代供應來源。
在全球化的貿易世界中，澳大利亞的食品生產和包裝的許多要素都依賴於進口商品，如機械、某些類型的化肥和某些類型的包裝。
這種供應鏈的中斷可能會破壞當地生產商最終滿足需求的能力。但專傢表示，這不會對澳大利亞的食品可持續性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歷史維度下的糧食安全保障
1970年代初，在乾旱、風暴和洪水肆虐東非髮展中國傢和人口稠密的孟加菈國之後，全球對糧食安全的關切加劇。
與此同時，政治動蕩和農業集體化趨勢使印度、智利、秘魯和其他一些國傢的大規模糧食生產受到阻礙。
人口快速增長、通貨膨脹、黑市暴利和政府擁有的庫存管理不善，導致糧食極端短缺。
這場危機導致1974年在羅馬舉行了一次全球首腦會議，世界糧食會議的代表們在會上制定了一個非常宏偉的目標，即在各地消除飢餓。
1996年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確認了這一目標的失敗，但確定了新的目標和以 "營養不良 "概念為重點的行動計劃。
作為這些審議工作的一部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將糧食安全定義為：
"[一種]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從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足夠的、安全的和有營養的食物，以滿足其飲食需要和食物偏好，過上積極健康的生活。
糧農組織指出了糧食安全的四個方面。
可獲得性----通過糧食生產、庫存水平和貿易實際提供糧食。
可獲得性----人們在經濟上和物質上都能獲得糧食(以價格、市場力量和收入水平為中心)。
可利用----通過食物的制備和喂養方式、飲食的多樣性和傢庭內部的分配，對食物有良好的生物利用。
穩定----上述叁個因素的長期穩定。
澳大利亞的糧食保障程度如何？
墨爾本皇傢理工大學研究了叁個關鍵數據參考來源，以確定澳大利亞的糧食安全程度。
1. 《經濟學人》智庫小組數據
《經濟學人》資料處彙編了關於廣泛的經濟和政策領域的廣泛國傢研究和統計數據。
除了糧食安全的營養、可得性和可負擔性之外，其全球糧食安全指數還考慮到一個國傢的自然資源和復原力。
該指數還考慮到了可能影響一個國傢養活本國人民的能力的結構性變化。
2019年12月，《經濟學人》髮布全球糧食安全指數，澳大利亞以81.4分的總分（滿分100分）在113個國傢中排名第12位。
澳大利亞在新加坡（87.4分）、愛爾蘭（84分）和美國（83.7分）以及其他7個歐洲國傢和加拿大等國傢中排名靠後。
雖然新加坡是 "糧食安全 "排名第一的國傢，但它的大部分糧食都是進口的，而且幾乎沒有可耕地。
新加坡糧食局承認，該國的糧食供應鏈 "仍然容易受到外部沖擊"。
換句話說，如果新加坡不得不關閉邊境，禁止所有的民用和貨物流動，新加坡的糧食很快就會用完。
這突出了 "糧食安全 "與 "糧食主權 "的混淆，前者是以一個國傢所能獲得的糧食為衡量標準，而後者則包括控制糧食鏈的概念。
《經濟學人》將澳大利亞在糧食可負擔性方面排名第7，在糧食供應方面排名第10。
在食品質量和安全方面，澳大利亞排在第20位，落後於大多數西歐國傢。
2.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最新統計報告顯示，澳大利亞與北美和歐洲國傢一樣，在糧食安全方面排名靠前。
糧農組織認為，糧食安全----或者說不安全----是指一個國傢的人口中無法獲得安全、有營養和負擔得起的食物的比例。
該組織的評估是，澳大利亞人口中嚴重或中度至嚴重的糧食不安全的比例相對較低，是世界上糧食最安全的國傢之一。
然而，糧農組織髮現，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人在努力獲得可靠、安全、有營養和負擔得起的食物。
事實上，有糧食不安全感的澳大利亞人的人數已經從2014-16年的約60萬(按叁年平均數計算)上升到2016-2018年的約90萬，而高達13%的人口有中度糧食不安全感。
迪肯大學的研究人員在2019年初髮表的一項評論也髮現，澳大利亞國內衡量（或確定）糧食不安全的方式存在顯著差異--他們認為，這一結果表明，澳大利亞國內糧食不安全的普遍性和嚴重程度被低估了。
牛津大學的馬克思羅瑟爾（Max Roser）和愛丁堡大學的漢娜裹奇（Hannah Ritchie）的另一項研究對全球糧食保障率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澳大利亞的營養不良率可能更接近人口的3.5%，多達300萬澳大利亞人在某一階段經歷過中度到嚴重的“吃飯危機”。
3. 澳大利亞農業和資源經濟與科學局(ABARES)
ABARES是澳大利亞農業、研究和環境部的科學和研究部門。
它為農業、漁業、林業、氣候和乾旱生物安全及糧食需求等各行業提供詳細的分析和生產預測。
4月17日，ABARES髮布了一份關於澳大利亞在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的糧食安全分析報告。
報告認為，對澳大利亞糧食安全的擔憂是 "可以理解的，但存在誤區"。
澳大利亞農業和經濟研究所髮現，澳大利亞生產的糧食大大超過了它的消費量。
澳大利亞約有70%的農業生產(按產量計算)出口，包括71%的小麥作物、75%的牛肉和小牛肉生產以及40%的乳制品。
反過來，在澳大利亞消費的食品和飲料中，按價值（而不是數量）計算，約11%的食品和飲料來自海外。
澳大利亞食品和飲料協會表示，COVID-19的限制 "不太可能，但有可能 "會暫時擾亂進口食品的供應鏈。
這可能會給一些消費者帶來 "不便"，但ABARES表示，這不會危及國傢的整體糧食安全。
不過，ABARES研究人員指出，澳大利亞農業生產者使用的產品（如化肥、種子變種、機械等）供應鏈的短缺或中斷可能會影響到當地糧食生產者的產量和利潤。
在隨後的一份更詳細的報告中，澳大利亞農業研究協會表示，盡管國際市場的中斷 "可能會影響到一些產品的選擇和成本，但不會對整體糧食供應產生實質性影響"。
"一些行業可能會受到乾擾，但相對於國內人口的需求而言，澳大利亞的糧食生產量相對於國內人口的需求而言，意味着國內糧食供應不會出現短缺，"研究人員總結道。
"盡管由於需求的意外激增，超市裹的一些食品暫時出現了短缺，但澳大利亞並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
澳洲會出現大米短缺嗎？
近幾週來，澳大利亞的大米產量和供應量引起了人們的特別關注，因為一些大米生產國對大米貿易的限制可能導致世界產量下降和限制。
東南亞的嚴重乾旱尤其影響到了泰國和越南，這兩個大米出口量排名前叁的國傢。
然而，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印度卻享受到了有利的水稻種植條件，增加了種植面積。預計2019-20年的產量將超過1.17億噸，明年的產量也將達到創紀錄的1.17億噸以上，盡管新冠疫情造成的工人流動限制可能會壓制產量。
一些國傢因新冠疫情封鎖禁令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已導致美國農業部將2019-20年全球大米產量預測下調至4.961億噸，比去年的紀錄高點低約0.5%。
此外，一些出口大量大米的東南亞國傢實施的貿易限制可能會抑制大米的國際交易量。
美國農業部2020年4月的預測顯示，2020年的大米交易量可能比去年低5%左右。
例如，越南在3月份暫時禁止了大部分大米出口，作為對其人口在疫情期間糧食安全的擔憂的一部分。
4月28日越南開始放寬與疫情相關的出口限制，並計劃在本月全面恢復大米出口。
另外，美國農業部在4月9日的公告中指出，全球大米（和小麥）的供應量 "處於創紀錄的水平，而且數量足夠大，足以滿足全球需求"。
澳大利亞在世界大米市場上的地位相對較低，按交易量計算，約佔國際大米交易量的2%。
澳大利亞稻米種植者協會說，在沒有乾旱的年份，約有80%的當地作物被出口。
在截至2017-18年的過去13年中，包括幾個受乾旱影響的年份，當地水稻種植者平均生產了57.5萬噸，出口量約為一半。ABARES關於大米行業的數據顯示，澳大利亞消費者每年的需求量（平均）為29.7萬噸，是進口品種和本地生產的大米的混合需求。十多年來，當地的需求量一直在穩步增長。
澳大利亞東部主要的水稻種植區連續幾年的乾旱，由於缺水和交易水價格高企，嚴重影響了國內產量。
2019年的產量預計為5.4萬噸，不到長期平均水平的10%。
代表國內生產者進行遊說的澳大利亞稻米種植者協會（Ricegrower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批評說，ABARES的糧食安全報告對稻米行業的 "誤導"。
該協會稱，由於乾旱和一些國傢的出口限制的綜合影響，澳大利亞大米供應的安全性仍然存在問題。
該協會認為，除非 "從現在到2020年10月的水稻種植窗口期之間以更便宜的價格提供更多的水"，否則澳大利亞的水稻作物很可能會出現另一個 "極少 "的情況。
當地的水稻生產者和灌溉作物種植者已經呼籲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從墨累-達令盆地提供更多的水資源。
不過，ABARES的研究人員表示，當地種植的水稻只是對澳大利亞糧食安全概念的 "適當 "貢獻。
在4月23日的報告中，ABARES拒絕了向水稻和其他灌溉作物調水的呼籲。
"呼籲將水或其他投入轉移到水稻等作物的生產中，只會給其他農業生產者或環境帶來額外的成本，而在短期內無助於增加供應，因為水稻的生長季節已經過去了"ABARES的研究人員說。
其他的專傢怎麼看？
昆士蘭大學全球變化研究所食品係統項目主任比爾貝洛蒂（Bill Bellotti）說，最近超市出現的恐慌性購買是消費者的需求問題。這並不是源於食品生產的問題，也不是澳大利亞的食品生產能力問題。
"對大多數人來說，糧食安全取決於熟悉的食品供應鏈---生產、加工、分銷和消費食品，"貝洛蒂教授說。
他認為，在新冠危機期間，真正的瓶頸在零售業鏈上。
"大的零售商在他們的配送中心有食品，但無法快速補貨以滿足恐慌性的需求，"他說。
"這場疫情正在迫使人們重新思考這些全球聯動的食品供應鏈的應變能力和'適時'食品供應鏈。
"一個啟髮是，這次對食品係統的沖擊為所有食品行為者[供應鏈上的人]提供了一個反思新冠病毒對其作用的影響的時機。"
貝洛蒂教授說，包括消費者在內的所有人都有這個反思的機會。
"例如，消費者可能會考慮購買當地的新鮮農產品，而不是進口或高度加工的食品。消費者可能會減少食物浪費。
"我認為，在應對新冠病毒時，消費者的行為會髮生持久的變化。"
澳大利亞農場研究所的理查德-希斯說，澳大利亞在糧食安全方面沒有問題。
"按照最基本的定義--也就是'我們是否因為無法養活自己而面臨挨餓的風險？"--我們離這個問題還差得太遠了，太可笑了，"他說。
"當妳考慮到可灌溉水面積的可用性，可耕地的數量...........在糧食方面，我們是一個非常有保障的國傢。
"但在澳大利亞，糧食安全的語言已經被政治化了。這意味着，由於一套特定的政策設置和市場機制，我們沒有某些產業[蓬勃髮展]--想想大米和奶制品。
"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生產能力來做這個行業。我們的糧食生產能力是非常高的，但我們用的是可用的水，比如說生產出口用的是杏仁，而不是消費用的牛奶或大米。
"我們的糧食是有保障的，但政策和市場環境意味着，我們時不時會有一些不安全的情況，[在某些產品上].[盡管]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東西來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