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墨爾本——上週有消息稱，一傢與中國國傢安全部有關聯的中國公司對至少3.5萬名澳大利亞知名人士進行了秘密的數據畫像分析。
泄密資料顯示，振華數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在全球範圍內收集了至少240萬對中國有“特殊利益”者的記錄。該行動從社交媒體上“搜刮”開源材料，同時也使用可能從暗網獲得的機密“銀行記錄、工作申請和心理檔案”。防務專傢警告說，他們很可能有意“利用和操縱”擁有這些信息的個人。
對於這種嚴重侵犯國傢隱私的行為，澳大利亞人最顯著的反應是……“呵。”
相比正當的恐懼，小說傢約翰·伯明翰(John Birmingham)在Twitter上大聲說出了許多澳大利亞人無聲的焦慮：被認為不夠傑出，不值得被人做數據畫像。《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的文章標題正確地解讀了國傢的情緒：“如果妳不在振華數據庫裹，請不要生氣。”令人沮喪的報道只提供了寥寥幾個名字：公司董事、政治人士、法官、國防和科技界人士。學者。一些本土罪犯。還有，呃，1990年代的流行歌星娜塔莉·因布魯格利亞(Natalie Imbruglia)。
澳大利亞人對此次泄漏事件的影響並非完全無動於衷。國傢廣播公司ABC報道稱，振華數據首席執行官王雪峰在中國社交媒體應用微信上“支持通過操縱輿論髮動‘混合戰爭’”和其他“心理”操作。
令人擔憂的是，振華的數據收錄了知名國民的子女、配偶及親屬的檔案，包括照片、新聞文章和犯罪歷史。網上假冒身份和深度僞造等惱人的虛假信息攻擊形式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
但我們必須禮貌地指出，如果威權的中國的意圖是對澳大利亞人施加某種俄羅斯式黑材料的影響，用個人信息勒索人們，那麼把錢投資在別的地方可能效果會更好。
這並不是說我們澳大利亞人就那麼聖潔，不會乾壞事、撒謊，或者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制造道德災難。只是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努力不為這樣的事互相羞辱。
澳大利亞和其他許多國傢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我們幾乎不指望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和公眾人物在道德上比我們自己高明。所以從政治角度來說，我們對他們的私生活完全不感興趣。
1960年代有位總理和疑似為情婦的人去遊泳，結果真的消失在大海裹，而她的在場幾乎沒有被列入歷史記錄。早在1972年，我們就有一位以“浮誇”著稱的州長，當時“浮誇”這個詞還屬於委婉語。我們至少有兩位總理因存在毒瘾困擾而聞名。2018年，副總理讓一個女朋友懷孕的事成為新聞，主要是因為這名女性是他用納稅人的錢雇傭的。他以優異成績再次當選；新媽媽，寶寶和前妻都很好。
並不只是政治領導人可以擁有隱私。在距離平權婚姻實現還有20年的時候，針對澳大利亞最高法院一名同性戀法官的政治誹謗，導致了法律界、參議院和不願認可“偏見文化”的社會的“義憤”。澳大利亞流行歌星凱莉·米洛(Kylie Minogue)和已婚的尚格·雲頓(Jean-Claude Van Damme)有過一段婚外情，而澳大利亞人更好奇的是他對她的臀部所做的芭蕾舞動作。
幾十年來，在各種運動和立法中，社會有意識地去除對離婚、墮胎、性工作、精神疾病、性表達和成瘾的汙名化。在澳大利亞，一個領導人如果承認自己私下正在同某種狀況做鬥爭，更有可能導致一個充滿同情的紀錄片攝制組突然出現，而不是令自己永久喪失地位。要結束一個橄榄球運動員的職業生涯，他得當眾往自己嘴裹撒尿，或者擺出和狗性交的動作才行。
我們寬容的平等主義是等級森嚴的社會可能無法理解的。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和難民來到這裹，熱情地尋求庇護和機會。這一切加起來，就是澳大利亞知識分子唐納德·霍恩(Donald Horne)在他1964年影響深遠的著作《幸運的國傢》(The Lucky Country)中所描述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人人有權享受美好時光”。
當這種“美好時光”受到犯罪——比如性不端或渎職——的威脅時，通常的漠不關心就會轉變為公眾對正義嗜血般的渴望。最近，一個政治人物的腐敗行為被曝光，他的政治生涯一天之內就結束了。
那麼，或許中國的畫像分析者是想通過收集犯罪證據來對人們施加影響？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有必要提醒他們，像澳大利亞這樣的民主國傢建立了透明的監督和問責制度，並且保持了新聞自由，這樣我們就可以自己為自己鏟除罪犯。凡是能被中國企業在網上搜刮和收集到的信息，都可以——也應該、必須——由能獲得資源的記者和調查人員去收集。如果社會各界擁有能夠揭露犯罪的工具，外國機構也就無法操縱犯罪者了。
如果對於中國人收集資料的行為，澳大利亞人報以一種輕鬆的、無所謂的態度，那是因為對於沒有恥辱的人來說，把恥辱變成武器是沒有用的。如果每個人都知道秘密數據是什麼，秘密數據就不會起作用。在一個“信息戰”的新世界裹，自由民主對專制國傢的操縱有着內在的防禦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