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菈.默克爾(Angela Merkel)是美國最重要盟友的領導人。 應該說，德國是美國的盟友，也是民主政體國傢，與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存在明顯差異。而且，中國高端產業現在正挑戰德國在制造業的領先地位。
但今天默克爾卻在中國與北京領導人會談，在深圳推廣德國的創新科技。
人盡皆知，當前澳中關係嚴重偏離軌道; 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的中澳關係已經下滑到了自1972年外交關係開始以來的最低點。
印度是美國日益重要的合作夥伴，但本月早些時候，印度阻止了澳大利亞重新參加原先有印，美，日，澳四國聯合軍事演習。原因何在？ 我們被視為美國盟友中的異類，持有最極端的反華觀點，而印度卻希望與其鄰國建立積極良好的關係。
日本把和中國在東海問題上的分歧放在了一邊，首相安倍晉叁這個月與中國和韓國舉行了叁方首腦會議。 面對特朗普的貿易立場及他對朝鮮的即興表現，中日兩國都選擇了友好談判的姿態。
然而，澳大利亞卻沒有任何動作。
如果我是現在的外交部長，我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言論會與朱莉.畢曉普(Julie Bishop)的別無二致，即澳大利亞將根據國際法行使航行自由，不過我們不會希望緊張局勢加劇。我會希望紛爭各方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必須遵守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等。
不過目前的中澳關係凍結並非源於實質性的分歧。我們並沒有像德國、印度和日本那樣積極尋求機會，恰恰相反，貌似討好特朗普政府的言論卻令我們喪失了機會。
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誇張言辭轉變其實在去年12月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all)提出的反海外影響立法之前就已經開始。 2017年初，畢曉普在新加坡的演講中對中國的領導力表達了質疑，理由是中國不是民主國傢。湯姆·瑞澤(Tom Switzer)在悉尼晨鋒報中指出，這是自比利.麥克馬洪(Billy McMahon)以來，我們首次將中國政體的不同視為雙邊關係中的一個問題。在此之前，不管聯盟政府和工黨政府執政，我們從來都沒有提出過這是一個問題。
去年6月，總理呼籲美軍重視我們這個地區。是澳大利亞表示，希望在亞洲有更強大的軍事力量來有效地遏制中國。休.懷特(Hugh White)認為, 澳大利亞在這個問題上，比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任何美國盟友都走得更遠。然而,美國並沒有理會這樣的言論。
那些在澳大利亞留學的中國學生被毫無根據地指責在校園裹推行共產黨政策，如果當時我們有領導人站出來替他們申辯解釋，那會是一個理想的機會淡化2017年中開始的又一波反華恐慌，作出一些修正。
當總理在12月7日宣布他的外國乾涉立法時，他本來可以根據官方聲明，表示它只是保護澳大利亞的主權，不針對任何國傢。相反，他拙劣地模仿了毛澤東在1949年提出的口號，並將其改為“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
本來應該是一個冷靜的講話，如今卻完全不必要的，演變成了嘲弄對我們有重要意義的國傢。
不管是日本或任何歐洲國傢，沒有任何一個美國盟友認為有必要在外交戰略中放棄中國關係。美國的合作夥伴如印度或新加坡也不會那麼做。
今年初，總理和外交部長似乎試圖控制事態髮展。然而,又來了一個同事們口無遮攔的新時代。副總理巴納比.喬伊斯(Barnaby Joyce)在談到中國時說，“任何有能力超越妳的國傢總歸是一個更大的威脅。”一位剛上任不久的部長弗菈旺蒂-威爾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則批評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援助計劃。援助方面的意見分歧本可以通過對話交換意見，而不是公開叫喧。
妳不能輕描淡寫的對中國人說“哦，那只是喬伊斯”或者“弗菈旺蒂-威爾斯只是一個初級部長”。假設一個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在澳大利亞髮表類似這樣的言論，不難想象我們會出現什麼樣的民族主義憤慨。我們不會接受任何其他國傢對自己的類似侮辱。在外交關係中，言語就是子彈。
至少我們應該言論大體一致吧。
以上提到的幾個問題，都不需要澳大利亞放棄南中國海或中國人權問題的立場, 也不用放棄對潛在的間諜活動或威脅國傢安全行為的警惕。
但從高夫·惠特菈姆(Gough Whitlam)到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政府，我們一直在尋求一個實事求是的，以國傢利益為根基的中國政策。用霍華德(John Howard) 的話來說就是：求同存異。現在，這意味着捍衛國際貿易秩序，以及一起努力促成朝鮮半島無核化。
難道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讓這實施起來很難嗎？妳可以去問問默克爾。她認為成熟的外交是作為美國的盟友的同時也可以和中國成為合作夥伴。當然，必要時也需要談判。
這就是所謂的交藝術。在對華外交方面，從惠特菈姆到艾伯特，我們曾經運用過，而且似乎也行之有效。
(原作者: 鮑勃·卡爾，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前新南威爾士州州長，前澳大利亞聯邦外交部長。 原文髮布於2018年5月24日悉尼晨鋒報。本文由原作者授權翻譯，中文翻譯：良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