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過去了，悉尼的華人律師霍莉·鄧（Holly Tang）仍記得那個晚上自己在悉尼街頭被襲擊的細節。
當天晚上十點左右，霍莉從悉尼西區坎普西（Campsie）的火車站步行回傢。當她走到一座橋上時，她突然聽到身後有人。
“一個喝醉酒了的男人從我後面追上來，將我推倒在地，並騎在我身上。”
2017年霍莉在臉書（Facebook）上髮文回憶這段經歷。而此事髮生在2014年，她是受到全球女權運動#我也是（#MeToo）的激勵才把它講出來。
“我停下掙紮開始祈求上帝幫助我時，我以為我即將被侵犯。”
然而在這個時候，施暴者停下動作並後跑開了。
霍莉向新南威爾士州警方報警，警方將事件列為“強暴猥亵”（indecent assault）。
“我還能從我身上問到那個男人的酒味，”霍莉回憶道。
她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說，這並非是第一次她在公共場合遭遇性騷擾。
霍莉現在是一個4歲女孩的母親。在自己12歲的時候，霍莉就曾在公交車上被人捏臀部。
年紀稍長時，她走在街上，常有陌生男子接近她，對着她用中文髮音喊“妳好”。
“我感覺是自己的膚色和黑頭髮讓我成為種族歧視和攻擊的目標，”霍莉說。
“這些經歷與我成長的過程以及我的文化身份相輔相成。”
“種族歧視成了常態，欺淩成了常態，在街上被叫各種名稱成了常態，那為什麼性虐待就不能成為常態呢？”
街頭騷擾混雜着種族和性別歧視
一份在週五（16日）髮布的有關維多利亞街頭騷擾（street harassment）的報告顯示，許多女性或者也和霍莉有過類似的經歷。
專注街頭騷擾問題的維權組織“這不是誇獎（It’s Not A Compliment，INAC）”髮布了一份報告。報告的調查內容有關人們的街頭騷擾經歷，包括在公共場所被人咆哮（catcalling）、吹口哨、鳴笛、做手勢和不必要的身體接觸，調查共收到343份回復。
報告顯示，91.4%的受訪者為女性，其中89%的人經歷過以性別為動機的騷擾。
當中約四分之一的人為女性的有色人種，其中以東南亞裔最多，其次是南亞裔和東亞裔。
娜塔莎·夏爾馬（ Natasha Sharma）是INAC的研究和政策官員。她說，盡管報告本身有不足之處，但是調查結果仍顯示性別歧視不是單一原因，因素還有很多，比如種族歧視。
她說，包括亞洲女性在內的有色人種女性，與白人女性相比，可能會有“非常不同”的街頭性騷擾經歷，因為其中也包含着種族主義的意味。
在向ABC展示的一份證詞中，一名投訴人士告訴INAC，她在街上被一名男子攔住，這名男子對她說“我喜歡棕色的女孩，我不是種族主義者”，他還說“我想要妳”。
夏爾馬說：“我們試圖告訴人們，街頭性騷擾可以包含比通常認知下的性騷擾包含更多的經歷。”
新冠疫情下的反亞種族主義
INAC的調查髮現，在為遏制新冠疫情而實施封鎖的期間，街頭騷擾事件總體下降。
但對亞裔女性來說，騷擾仍在繼續。關於性別的騷擾少了，但更多的是種族騷擾。
調查髮現，6.1%的受訪者面臨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騷擾有所增加，其中大多數有亞裔背景。
現居墨爾本的馬來西亞藝術傢莎菈·譚（Sarah Tan）表示，今年3月她在悉尼郊區搬傢的時候，一個搬傢公司工人聲稱她的傢具“沾染了新冠病毒”。
當ABC聯係搬傢公司核實這一情況時，對方讓記者“說好妳的英語”，並稱將聯係警方調查這段通話。
莎菈表示，除了自己的種族，她覺得自己受到那樣的對待也是由於她是女性。
INAC的報告與亞裔澳大利亞聯盟（Asian Australian Alliance，AAA）去年關於新冠疫情引髮針對澳大利亞亞裔的種族主義問題報告相一致。報告中6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女性。
AAA召集人週文愛（Erin Chew）表示，據報道，亞洲女性遭遇的大多數性騷擾事件都髮生在商店、購物中心的停車場，或是走在街頭的時候。
“[數據]顯示，亞洲女性在澳大利亞不僅容易、而且很輕易地成為這種種族虐待的目標，”週女士表示。
案件時有髮生，舉報率卻不高
INAC的報告髮現，在新冠疫情之前，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會“一個月數次”受到公開騷擾。
在那些舉報街頭騷擾事件的人中，超過90%的人表示他們不滿意舉報結果。
來自INAC的夏爾馬表示，許多人覺得不安全或沒有足夠的信心向警方報告事件，而一些人認為報警“不是很有效”。
夏爾馬表示：“警方沒有真正接受過處理此類事件的訓練。”
霍莉於2015年去了新州警察局，她說那次經歷讓她感到沮喪，而且還進一步受到傷害。
“我立刻去了警察局，但我沒有意識到我必須在警察局坐上兩叁個小時才能做口供，”她說。
“我沒有意識到我必須脫光衣服讓警察拍照，妳知道，這種經歷本身實際上是相當痛苦的。”
然而，一年半之後，新州警方表示，他們已經結案，因為他們無法找到犯案的人。
新州警方一位髮言人說：“新州警方嚴肅對待所有的犯罪報告（包括襲擊），我們鼓勵任何有襲擊指控信息的人前來聯係警方。”
墨爾本大學的社會工作專業教授凱西·漢福瑞斯（Cathy Humpherys）說，作為證據收集的一部分，警方可以詢問受害者是否可以謹慎和私下地拍攝照片。
她補充說，許多警察部門已經接受了有關創傷的工作培訓，以及如何與醫務還有社會工作者合作，為性侵投訴人提供最好的專業服務。
霍莉表示，她決心“做一切事情”，這樣她的女兒以後就不會再面臨類似的經歷。
“有時，我希望我地混血孩子長得更像她父親一點，這樣她自己就不會成為騷擾目標，”她說。（譯注：孩子為一半白人一半亞裔的混血兒，父親為白人）
“我真的希望人們能意識到這個問題。有時感覺社會在向前進一步之後又退了兩步。”
